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jiāo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jiāng zé mín，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jiāng zé mín。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jiāng zé mín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jiāng zé mín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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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yóu xing、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jiāng zé mín又汇报了这个意见，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见，jiāng zé mín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jiāo部党组也做了反思。”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jiāo给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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