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建第二机场代替现有机场的打算，后来因知道我们要收回香港，搁置了计划。八六年，胡应湘、李嘉诚提出比港英更庞大的开发大屿山、香港岛西海域，建第二机场和扩展码头港区的规划，因港英政府不支持而胎死腹中。现在，港英方面为了在撤退前争取人心，撤退后争取有人怀缅，也是在撤退前应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谓“玫瑰园”计划，政治上考虑多于经济上考虑，至少是并重。

    我讲，从香港经济发展以至大陆经济发展上来考虑，建设新机场，扩大海运码头，还是需要的，从投资可能上估计，我也初步做了估算，问题不大。按港英过往做法，纯由政府投资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会资金，把部分工程经过投标让给商人经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资，八年完成，不按他们宣布的一千亿估计，加一倍，以两千亿计，按港英政府近几年的收支盈余状况，及这几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幅度，只要保持继续繁荣，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亿，是可能的。但估计港英政府不会这样做。我告诉姬鹏飞，已不知新华分社政策研究室进行研究，不久将向中央送出研究报告。

    几天之后，jiāng zé mín在接见一批人时，突然对港英新机场建设一事表态，说：“不要你情况，我会钞。”香港社会舆论又引起一阵反感。我想，既然已经有了看法，作了决定，姬鹏飞为何不预先相告呢？当时，我对jiāng zé mín的讲话有意见，我会钞的“我”，是指包括香港中国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还是仅指大陆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总书记刚把大陆的“河水”与香港的“井水”刻意分开，现在讲的“我”，使人感觉，仅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的代义词。

    从社会舆论反映看，基本也是这样。如果这样解释“我”，未来新机场建设超支，怎会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会钞”呢？应是增加港人负担。总书记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英政府，可能会获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确一种情况：港英政府将工程全部包下，不采用社会资金，可能出现力不能负，留给特区政府一批债务和烂尾工程。现在，情况未明。“会钞”之说，未免言之过早。显然又是误信了“参谋”之言。

    后来，经济纠纷不断，是我当时未曾估及的。当时我正努力组织港人北访，试图改善中港关系，改善港人对中央新领导班子印象，恢复港人信心。总书记却在香港具体问题上亲自出马，频频发言，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至少是不完全符合），这种不留余地，使自己形象在港人中恶化的作风，我颇不理解，也甚为痛心。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fù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fù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心香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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