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服务。事后才省悟，此房车有牌照，可以自由来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过文锦渡（香港与深圳之间汽车通行的关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将我我的“问题”、“材料”，写成正式报告，送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周南办此事的“果断”和“高效率”，联系到近几个月来的种种现象，顿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惊醒了回老家乡居之梦。“梁湘第二”，或甚于梁湘的“下场”，已并非不可能，而将是面临的现实！如何面对？我陷入极为复杂、痛苦的思索中。

    李鹏以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以研究开展海南洋浦港为借口，派专机接海南省长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去京，一下飞机，梁湘立即被软禁，失去自由。李鹏这才派出由监察部长尉健行为首的专案组，赴海南省调查。三个月后，调查的事实表明，“六四”期间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支持赵紫阳对学运处理方针的所谓“反中央”事件，主要发起和负责人并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发梁湘的“经济问题”也属牵强。这位部长因为没有找到李鹏需要的梁湘“罪证”，返京覆命前，曾私下对海南省某些负责人诉苦：“无法向上面jiāo代。”

    当时，北京传说：邓小平鉴于梁湘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特区有功，指示jiāng zé mín、李鹏，对梁湘“能保，尽量保”。结果，江、李仍以“以权谋私”等莫须有的罪名，撤除了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还不肯罢休，继续派专案组在海南、深圳进行调查。据知情人告诉我，“调查”甚至采用了土地改革时也认为是错误的，对地主阶级清算采取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企图清算出梁湘多年来的所谓“问题”。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对参加革命多年，兢兢业业工作并卓有成绩的老同志，采取这样不顾事实，不顾党纪国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权谋私！党内几十年无情斗争、自相煎熬的错误做法，不幸在“六四”后重现。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车之鉴，面对可能的诬陷和迫害，我终夜不能入睡。“束手待擒”，申辩的可能都会没有；效法赵复生（赵在六四前出国不归），将失去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会被扣上种种大帽子，甚至会连累家小。

    又经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决心：为保有辩护的权利，为争取晚年尚能发挥余力，对社会再做一点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让现在的一切暂时失去吧。我决定“去国”，待机再回，我并非对国家、民族失去希望，也并非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望，只是为势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立即来深圳话别，理由是“我即将离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过罗湖桥，赶来见了面，他同情地听了我的决定，愿意为我“去国”帮忙。当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为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申请旅行签证。我要求争取廿八日成行，这位朋友向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后，电话中告诉我：“廿八日东西买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担心时间一长，如被新华分社知道，那就走不成了。

    这位老朋友还为我与洛杉矶西来寺星云大师通了电话（时星云在夏威夷），告诉他许某人将应他的邀请，即日赴美。星云即表热情欢迎，并将请陆铿在旧金山机场相迎。星云对我“不与任何方面接触，纯属休息”的要求，表示谅解，答应：“不会强许先生所不愿为。”老朋友在电话中只告诉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办妥，具体情况，三十日再告知。”

    周南来港后，老伴顾逸萍即离港，住在深圳；连日忙于搬家，决定三十日乘火车连同行装先回南京。为免却因感情而节外生枝，也考虑时候也许可免去株连，我作此重大决定，一直对她“保密”。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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