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在港的工资。老伴很气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资应在组织介绍信到达接受单位后，才由接受单位发给。我二月中旬才离职，港澳工委给我到达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尚未开出，当时也无从开出，因为我调回内地何处居住，中央还未明确。可笑周南赶我离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华分社大楼，家当也送往深圳贝岭居（新华分社在深圳的后方）存放。其中包括几十箱书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会议上讲话的原稿副本。这些文件，办公厅都另有正本或记录稿存档）。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周南竟着办公厅限令我的秘书，“清理”并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谈心会”上，我的发言底稿，及会上他们发言的记录。秘书在电话中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周南等硬说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档”。他们一朝有权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对秘书说，让他们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后再和他们理论。

    三月初，分社同仁纷纷相告，周南于二月底，便以办公厅主任许某为主，成立“整”我材料的专案组。这个组由郑华、朱育诚二人总负责（朱育诚，原任副秘书长，周南借词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调走后，升任秘书长。据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社长），已开始进行有关我在港“人、财、物”情况的“调查”。开始我不相信，不久，有不少被调查的人直接、间接相告，我才知确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规定，对省、部级第一把手进行“调查”，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常委集体或总书记批准，方能进行。周南到任不久，便有这一非常行动，显然得到北京高层指使或同意。我虽问心无愧，也预感：大概不会让我“安全着陆”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华分社办事处主任来贝岭居，一脸无奈地说，办公厅转达周南的“指示”，将“社长”使用的房车下午调回香港。我苦笑说：“调回便调回吧。”我专门设宴为司机老徐师傅话别，感谢他几年来为我的服务。事后才省悟，此房车有牌照，可以自由来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过文锦渡（香港与深圳之间汽车通行的关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将我我的“问题”、“材料”，写成正式报告，送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周南办此事的“果断”和“高效率”，联系到近几个月来的种种现象，顿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惊醒了回老家乡居之梦。“梁湘第二”，或甚于梁湘的“下场”，已并非不可能，而将是面临的现实！如何面对？我陷入极为复杂、痛苦的思索中。

    李鹏以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以研究开展海南洋浦港为借口，派专机接海南省长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去京，一下飞机，梁湘立即被软禁，失去自由。李鹏这才派出由监察部长尉健行为首的专案组，赴海南省调查。三个月后，调查的事实表明，“六四”期间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支持赵紫阳对学运处理方针的所谓“反中央”事件，主要发起和负责人并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发梁湘的“经济问题”也属牵强。这位部长因为没有找到李鹏需要的梁湘“罪证”，返京覆命前，曾私下对海南省某些负责人诉苦：“无法向上面jiāo代。”

    当时，北京传说：邓小平鉴于梁湘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特区有功，指示jiāng zé mín、李鹏，对梁湘“能保，尽量保”。结果，江、李仍以“以权谋私”等莫须有的罪名，撤除了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还不肯罢休，继续派专案组在海南、深圳进行调查。据知情人告诉我，“调查”甚至采用了土地改革时也认为是错误的，对地主阶级清算采取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企图清算出梁湘多年来的所谓“问题”。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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