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 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 所以才形成两国的” 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 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yù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bào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jiāo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jiāo，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dú”，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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