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我便问道：‘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上班？’我提起呈jiāo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说：‘我的请求是否批准了？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么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战后我到英国，飞机一降落，一伙举着标语的人就朝我喊起来：把妻子还给我们！你明白吗？’‘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何苦为我cāo心，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难道我不能应对？’‘你一到国外就会被记者包围。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到处都有政治挑衅，我们不愿意你受折磨。’白费口舌，谈不到一起去：各说各的，从不同的观点谈论不同的问题……‘你干吗非要出国呢？’他最后说，好像我申请出国旅行。‘你看我们全家，包括孩子们，谁也不想出国！没意思！’他为全家的爱国主义颇为自豪。我走了，带走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石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苏斯洛夫的爱国主义就是不让斯大林女儿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国医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产党员，在气候温暖的环境中长大，不适合莫斯科的气候，后来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护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馆发给她一个月的签证。但阿利卢耶娃到德里后，苏联驻印度大使命令她在两周内必须回国。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利卢耶娃当然知道限期回国意味着什么，只得选择“叛逃”这条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苏斯洛夫逼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阿利卢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不逼她，她是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尚有同情心，苏斯洛夫没有。但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无法照顾阿利卢耶娃了。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1)

    苏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他还是少年，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考入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1989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去看望俄国朋友伊格尔，他说我来晚了，不然便能看到新闻系有趣的“人文景观”。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以资纪念。但挂上后经常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只好重换一块。换了又被涂抹，弄得校方挠头，没有中央的指示又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上面写着“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他告诉我，1988年校长征求师生的意见，摘不摘木牌的时候，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苏斯洛夫到莫斯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大清洗之后了。斯大林把老干部杀得七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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