娅只好妥协。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3)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力的人呢？为什么国家安全机构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的检察机构融为一体？为什么以声张正义为宗旨的全国报纸都有计划地、机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对所谓被揭发出来的、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敌人说了数不清的假话？”

    “这样的事是何时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学者们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为什么能够化合？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及时，今天便不会审判言论了。”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并很快流传到国外。

    利季娅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协党组书记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的建议，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议才得以满足。利季娅暂时只受到警告处分，但从此，官方不仅不准出版她的作品，连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的文集《诗歌与散文》。这是女诗人逝世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利季娅是阿赫玛托娃多年的朋友，详细记录了她同阿赫玛托娃每次的接触。她不仅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构思，也知道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如某诗写于何年何地，阿赫玛托娃本人反而会弄错。出版社请利季娅作注释，她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作序，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们同编纂诗人丛书《阿赫玛托娃卷》的日尔蒙斯基院士jiāo换意见，一起确认编辑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出版社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利季娅同德鲁扬发生争执。如德鲁扬要求删去《最后的玫瑰》的被奉献者的名字布罗茨基，即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时，布罗茨基在苏联名声很坏，被称为寄生虫。为保存这首诗，利季娅同意删去布罗茨基的名字。利季娅作完注释送给日尔蒙斯基院士审阅。院士看了大为赞赏，并写了极高的评语。1968年6月，利季娅看完清样，1969年2月看完三校样，书马上就要发排了。这时，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为什么停印？谁尚未审批？无人回答。连日尔蒙斯基院士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利季娅知道，书稿不能发排是因为她，如印出来将出现：利季娅注释，而她的姓名是不准出现的。出版社不仅退了她作的注释，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亲沾了女儿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协已无顾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娅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样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学遗产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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