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楼下，他只好放弃眼前的一切，仓惶而逃。德隆丧失了一次自救式重组而重生的重要机会。

    我们全部在上海等待着他们从北京传来好消息，但直到最后，也没有重大的消息传来。这么大的事情，一定会有国家级的说法和信号传递出来。我们知道的唯一消息是：国务院有关领导要做调查，希望德隆有所为，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派驻各地配合营业部工作的团队纷纷回到了上海，他们也各自描述了他们工作的艰辛和难度。特别是德隆国际，他们从来不知道德隆的金融链的业务，他们曾经一直都在为德隆的产业而自豪。他们最不相信德隆会破产，会垮掉。在他们心中，德隆在产业上的经营，在中国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也是最成功的，最健康的。德隆的股票长期在漫漫熊市里保持的高价位是以坚实的产业基础、业绩基础和高速的成长作支撑的，德隆领导号召买股票，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就买了进去。老三股跌到几块钱的价位，价值已经被严重低估了，不可能赔钱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有当他们了解了资金链的关系后，才终于有些懊悔，是金融影响了产业，伤害了产业，连累了产业。

    2004年的“五一”长假算是给处于高度紧张和沉闷的德隆一个喘息而整理的机会。我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唐万新了，他没有主动找我时，我一定不会主动给他去电话。因为我太相信他，相信他一定会有他的思考，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了。我准备好做一个执行者。因为唐万川在去北京之前也告诉我：你先原地待命吧，你这样的重组专家一定会派上很大用场的，等中央对德隆定了调子，你就有事干了。

    从4月中旬德隆危机bào发以来，将近半个月时间里，德隆内部、外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对中国而言，第一次出德隆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危机，还从来没有过。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机制。显然，整个国家机器里，尚不知道哪个部件是专门处理这类事情的。

    这种混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德隆自身，并不知道自己出现危机后怎么应对；第二，作为政府，也不知道对于大型民营企业发生危机应当怎么处置；第三，国企再小，它也有对应的主管部门知道其内部情况，而民营企业再大，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的国家机构。所以，当时国家完全不知道德隆到底有多大，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几乎在所有德隆人的心中，德隆的命运都不会以今天这种方式出现。我们谁都没有担心德隆会彻底崩溃，因为我们知道德隆太大了，德隆的产业又做得这么好，不会有财务泡沫。我们可以设想许多种处理模式，但从来没有设计过今天这种模式，因为我们知道，不管用什么方式来重组德隆，代价都会比现在这种结束成本低。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整个经济基础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变革，但经济基础中，仍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上层建筑也仍然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上层建筑。非公有制经济体系在经济基础中虽然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找不到上层建筑中与他们对应的部分。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虽然总量很大，但单个的体量又偏小，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破产了，清算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逐渐有一部分企业成长起来了，也产生了若干家年超过100亿人民币销售额的非公有制企业，但我们体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出现了企业危机重组的真空现象；在政府机制严重缺损的情况下，又由于破产制度不完善，早期的破产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环境，新的破产法尚未出炉，一旦出现德隆这样的企业危机，我们的政府也就没有一个应对机制。

    第七章 溃败之途（6）

    “五一”长假结束后，我仍然在正常地开展我的业务。只是听说不知道唐万新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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