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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分文不增,仅凭变革一下管理模式,就能使扩建的铁产能增长四成,钢和钢材产能各翻一番,果有如此神效?

    答案肯定,这是赵天鸿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

    建国初期,随着“一百五十六项援建项目”的铺开,源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在中国经济舞台光鲜登场。由于其首先在宏观规划上体现出科学、有序、统筹、合理的优势,奠定了国家工业体系的骨骼,故而被多数人全盘接受,以为该体系无所不能,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经济模式。

    而赵天鸿作为小小一介厂长,却从微观经济角度体味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与迟钝。他感到该体制企图把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企业微观营运职责,由主管部门的几个人纳入一份全国性计划表中,每年计划一次,就把三百六十五天企业生产头绪万端的方方面面安排打理得妥妥帖帖,这实在有些一厢情愿,有些“乌托邦”主义,甚至有些幼稚可笑。

    他听厂运输部的人说过一件事儿:铁路运输设备备品配件计划采购工作,流程是每年七月由专业员将本企业翌年所需备品配件编计划报冶金部,冶金部召集各企业相关人员开计划汇总会,并将汇总的全行业铁路配件需求计划报铁道部。别看冶金部大楼里人满满的,但分管此业务的仅有一人,故汇总工作还要来自各企业的人帮忙完成。

    到年底,铁道部将各行业对铁路备品配件的需求转化为各铁路工厂生产计划,再召开产品分配会。这时,提出计划的企业才能知晓所需产品来年何时会由哪家工厂生产,再经运输环节到达自己手中。举例说,若厂里一台火车头现在要换只大灯,就要在一年半前提出计划,且该计划要直达国家经济管理中枢。

    厂运输部备品配件专业员胡师傅是解放初倡议自行修复北城钢铁厂首台机车的市级劳模,对工作极端负责。按说他制定的计划周密详尽、未雨绸缪,不该发生意外。可天有不测风云,有回雷雨大风,一根折断的大树叉子把火车头上的注水器砸坏了,偏巧这台注水器刚更新过,库房里没有其它备件。胡师傅赶紧千里迢迢到牡丹江机车工厂“求援”,一位老计划员从花镜后边看着他说:“你要的东西我们这儿倒有,不过没计划,不能给你。”胡师傅边敬烟边苦苦哀求,但不管事儿。临走,老计划员还谆谆教诲说:“同志啊,计划不是儿戏,那就是法律,这可是苏联老大哥说的呀!”

    像这种因“法律”造成的生产经营障碍经常出现,而且难以化解,损失严重。

    基建项目最大弊端是设计、建设、生产三方各自相对独立并分别对上级部门负责,由于三方立足点和看法不尽相同,往往形成“三足鼎立”,奈何说不清的理,几多扯不完的皮。尤其某些建设单位以“万事开头难”,“交学费”为由搞“大洋全”,铺张浪费,预算一再追加,投产一拖再拖,导致事倍功半,成为实实在在的“重点建设,重点浪费!”

    故而,革除管理模式弊端,消除内耗,就一定能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益,对此,天鸿信心满满。

    但在当时对计划经济这一人类最新经济模式顶礼膜拜的情势下,天鸿并非对该模式本质的正确性、完美性产生了怀疑,且欲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剖析、批判与扬弃。天鸿的行为乃是动因于对弊病的切身感受,意图通过某些改良从操作层面使该模式更加完善,仅此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人们日后回溯历史时会发现,北城钢铁厂此举,仍然是改革开放之焰熊熊燃烧前的第一点星火。

    “好,气势足,魄力大,像我谢观澜手下的战将!”

    谢观澜把手中的材料放到办公桌上,并重重拍了一掌,冲坐在桌对面的赵天鸿兴奋地说道。

    “这个方案经过党总支扩大会和职代会讨论,获得一致通过!”天鸿说。

    “就没有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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