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

    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

    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播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

    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

    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guó mín dǎng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

    事后，胡克林通过刘文辉的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刘文辉送走邓锡侯、潘文华，又和胡克林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细节，向胡克林了解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突然听见侍卫官在卧室门外报告：“主席！”

    “啥子事？喊个啥子！”刘文辉道。

    “报告主席，事关重大，不能不惊动你。刚才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请你今晚赴宴。”

    “说啥子？赴宴？”刘文辉生怕听错了，又问道，“啥时候？啥地点？”

    “晚上7点钟。中央军校小宴会厅。”

    “晓得了。”刘文辉哼了一声。

    刘文辉一种不祥之兆顿生心头。他立刻拨通了邓锡侯的电话，刚到家的邓也得到同样的通知。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

    蒋介石此时设宴，怕凶多吉少。刘文辉思来想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则更会让蒋抓住口实，公馆对面的宪兵连会即时冲进公馆解决他的xìng命。

    最后他给邓锡侯去了个电话，认为眼前只有去的一路，巧与周旋，躲过此关再说，至于祸福生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下午7时左右，刘文辉按约而行。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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