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智能。这里个人因素起很大作用，于是接班人问题就涉及组织的延续。例如梁从诫与茅于轼都已超过70岁，进一步使其事业制度化已经提上日程。这方面，富平学校做得较好。如果扶贫基金会最终能成功地建立起来，对中国的私人公益事业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先例。其他的私人公益组织凡是比较成功的，大多有以上的特点。

    另外一些自发的私人公益活动就没有那么幸运，有的开始时得到媒体宣传，一时很为公众看好，但不久就销声匿迹，或出了问题，甚至变成丑闻。这里举一个为媒体广为报道的例子，即“胡妈妈”的“中华绿荫儿童村”。

    “胡妈妈”本名胡曼莉，是武汉一名中学英文教员。据最初的报道称，她于1989年的一天，清早开门发现门口有两个被抛弃的婴儿，出于怜悯，她把他们抱回家抚养。后来见到这类弃婴事件很多，就起意办一个收容弃婴的孤儿院。1992年，她成立了“中华绿荫儿童村”，在武汉民政局注册，有了可以在社会上募捐的合法身份。收容的婴儿越来越多，她又负责为他们找寻抚养的家庭，久之便与“美国妈妈联谊会”取得了联系，并且接受了后者大量捐助。在一段时期内，她与她的“绿荫村”是媒体宣传的对象，她本人还到过北京，争取到与一位副总理合影。这张合影给了她在当地领导面前很大的资本，并有助于她集资。1995年她在福建一座寺庙前举办劝募活动取得很大成功，因此认为福建人比较慷慨，就把“绿荫村”搬到了福州。1999年，她作为“美国妈妈联谊会”的代理人到云南丽江，主持成立“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直到2001年4月，她还以富于爱心的“中国母亲”形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但是同年6月，“美国妈妈联谊会”就把她告上法庭，称她在联谊会捐助的巨额款项上有欺诈行为。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揭发她一些问题，在“美国妈妈联谊会”的诉讼过程中，各种内幕逐渐揭露出来。据说在福建那次集资活动中人们已经发现她许多欺骗行为，她对那些儿童的态度也是人前人后截然不同，私下甚至有虐待行为。更重要的是她的账目混乱，经不起审查。在此以后，民政部表示从来没有批准过这一儿童村，因为根据我国规定，个人无权进行孤儿收养的业务。单从目前媒体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局外人无从判断胡曼莉是从一开始就存心以公益为名骗取名利，还是以行善始，由于管理不规范，逐渐为名利所腐蚀。无论如何，她曾在武汉正式注册。这样一个管理混乱的组织能存在这么久，而且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说明在这方面严重缺乏监督机制，也说明人们对营利与非营利活动的界线认定混乱。这不是个别例子，类似的案例常有披露。更多的并非由于欺诈，而是由于得不到合法地位，或缺乏理解和支持，难以为继。如果对民间公益活动政策明朗化，法规合理化，同时健全监督机制，诸如胡曼莉这种案例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由于民间公益活动是应时代所需而产生的事物，代表进步的潮流，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艰难的条件下还是百花齐放、发展壮大，良xìng的、成功的活动还是远超过失败的例子。其贡献不仅在于帮助需要的对象，更在于提高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企业家的觉醒

    （二） 企业家的觉醒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第一批出现的“新富”多是农民出身，从乡镇企业发家。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现代观念。有些人暴富之后，或是自己，或是其家人开始过骄奢yín逸的生活。比较普遍的传统思想是把财产留给子孙。有时也慷慨解囊，但多为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例如赠予足球俱乐部或歌星演唱会之类。曾有一名富商公开宣布送给一位当红影星一座别墅，引起舆论哗然。事实上此类捐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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