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及后世人们的无限敬重，这恐怕不是王乃誉所能预知的吧。

    父亲王乃誉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以“火腿”品格与精深学养立身处世，也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后来竟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国学大师，因为他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开始的唯一心思，就是希望儿子王国维在科举道路上获取成功。于是，王乃誉决心居家“以课子自娱”后不久，便为儿子王国维选择了当地的一位名师。之所以说王国维出潘紫贵先生之门而投陈寿田先生之私塾，是就学于当地之名师，不仅因为陈寿田先生是当地新型的知识分子，还由于这位新型知识分子曾在京城同文馆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对于李善兰，那时的王国维也许不甚了解，但见多识广的王乃誉肯定知道，并极为敬佩这位浙江海宁籍的大科学家，否则他不会想到将儿子王国维转到其弟子所教授的私塾里就读。

    关于李善兰，不能不在此予以简介。出生于嘉庆十五年（公元１８１０年）的李善兰，是中国继明朝徐光启之后以翻译介绍西方数学与天文学而著称的科学家，他早在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５９年）就在上海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和《谈天》等西方近代科学书籍。其中，尤以介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及牛顿古典力学的《谈天》一书，而使当时的中国人视其为“异人”。同治年间，“异人”李善兰以三品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之职衔就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当时陈寿田就是其学生之一。作为清代最早洋务学堂之一的同文馆，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外务翻译人才，担任教习的也多是外国人，像李善兰这样精通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籍教习较为少见。同文馆设置的课程虽然广泛，但主要是近代西方比较先进的人文自然科学，诸如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法律、历史、地理等，当然还开设有英语、法语和俄文等语种，这些课程对于当时极为陈腐保守的中国学界来说，简直就像是一股强劲而新鲜的晨风，猛然吹开紧闭多年老屋的门扉一样，顿时使憋屈其中但头脑还算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感到无比振奋。于是，有识之士都以能进入同文馆就学为第一要务，但能就读其中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浙江海宁的陈寿田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海宁的陈寿田是幸运的，而刚刚接受了启蒙教育的王国维更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在接受知识最佳年龄段得以师承陈寿田这样的名师。当然，王国维的这种幸运，还源于他有一个虽然严苛但较为开明的父亲王乃誉，否则他将继续在儒生潘紫贵先生那所私塾里，接受绵延千年且已经变得腐旧僵化的应试教育。虽然父亲王乃誉明智地让儿子王国维转学于陈寿田门下，同样是为了迎接将来的科举挑战，同样要学习传统应试的八股文体，但当时比较优良的西学种子就此种植进了王国维渴求新知识的幼小心田，为他后来能够勇敢并顺利地兼收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并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巨人奠定了基础。

    在师承陈寿田的几年间，王国维除了幸运地得到西学启蒙之外，他的主要任务还是遵照父亲意愿攻读传统的应试典籍。这时的父亲王乃誉就像是张弓搭箭瞄准围场中一只白鹿的猎人，由于自身的臂力不足而未能shè中，于是他将儿子王国维当作一支新箭，正搭在将要拉开的弓弦上，或者说儿子王国维是他重点培养的新猎手，反正目标只有一个科举及第。当然，陈寿田在私塾里教授王国维等学童的也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并开始传授他们八股文及散文、骈文、诗词等写作方法。

    八股文的别名有很多，诸如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和八比文等等，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文体。八股文体有固定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与句型都有严格限定。例如：“破题”规定为两句，只要说破题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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