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苟且偷生，失去倚靠的溥仪再次从龙座上跌了下来，而北洋集团则重又组织起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军阀政府。从此，中国陷入了长达三十多年严重的内乱与外侵jiāo织在一起的混战当中。

    在如此变化多端且险象环生的风潮中，为了避风的学者王国维却不能不考虑并最终选择回国了。

    王国维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４日起程回国的，这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四年多了。那么，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前文介绍的学问“变化滋甚”外，王国维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对此，王国维后来这样回顾说：“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简单，简朴而单纯也。单纯，自然是指王国维始终心无旁骛，一直沉浸在学术海洋中；而简朴，则指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境况和状态。关于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的治学情况，从前文介绍诸多学术成就中不难明了，在此不赘。至于王国维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确实有必要予以简述，因为这是王国维最终选择回国的一条重要原因。

    命运多舛的王国维在流寓日本之前，从来没有发达过，生活始终处在一种窘迫的状态中。流寓日本后，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一直倚靠罗振玉的资助和帮扶，再加上人口众多，王国维一家人只能过着那种乡间的平民生活。初到日本时，王国维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曾多次谈到生计之忧，好在那时他还有些许积蓄，能够勉强支撑一大家人在京都郊区的简单生活。不过，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此王国维也曾想到要在日本开设一间书铺以谋求生存，可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只是一位“善自命题”的高明学者，并不具备罗振玉那种多面手的本领。书铺没有开设起来，而生活则不能不继续，于是王国维依然要倚靠罗振玉等人的帮扶，虽然他先是以帮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为回报，后又为其主编《国学丛刊》换取薪水，还曾担任日本人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特约撰稿人挣点稿费，但这些都不足以维持王国维一家八口人在异域的稳定生活。特别是随着日本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国内经济严重滑坡，致使物价飞速上涨，这使本来就很艰难的王国维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当然，王国维一家人生活艰难，同样失去经济来源且花费巨大的罗振玉一家人也不好过。为此，罗振玉已经将弟弟罗振常及女婿刘大绅两家人先期安排回国，以减少在日本的生活开支，而且还让他们在上海开设了一间书铺，以倒卖书画来增加收入。对于罗振玉的这些行动，王国维自然不能置若罔闻，他的心里常怀感激之情，也经常谋划一家人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初春３月，已经寓居日本三年多的王国维，决定趁着清明时节回乡祭祖的机会先将家人送回老家海宁。对于王国维的这一安排，也想回乡祭祖的罗振玉在表示理解的同时，还决定要亲自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实地考察。于是，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人约定，王国维先期回乡祭祖并安置好家人，然后便到上海迎候罗振玉。罗振玉是同年４月上旬返回国内的，这时王国维已经安排好家人赶到了上海。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王国维患眼病未愈，不能与罗振玉同往安阳小屯村考察，而且他一生也不曾到过小屯村。罗振玉向甲骨文圣地小屯村进发，而王国维则通过罗振玉的介绍前往上海麦根路１１号，这是王国维早就闻名但不曾拜见过的大学问家沈曾植的寓所。

    前文曾多次提到过沈曾植，在此实在有必要对其进行简介。出生于道光三十年（公元１８５０年）的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满清王朝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和署理安徽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沈曾植以前清遗老的身份寓居上海，曾暗自前往北京参与过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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