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六岁多一点。不识字的父母亲却希望我能尽早去上学。当时村里面没有学堂，村里管事的人考虑到村子有个孩子要上学，商议后，就在村里找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来给我们教书。这位先生名字叫景俊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教书先生。在那个年代，他是我们村唯一的文化人，能断文识字，男女老少，没有人不尊敬他的。我的父辈们都称他为景先生。这位景姓老师，常常头戴礼帽，身着有补丁的黑长衫，个头有一米八左右，带着眼镜，一看就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只是说话有些结巴。听村里人说，他年轻时在外地教过学，三十多岁时，因妻子病故，留下一儿一女靠他抚养，只得回家种田，靠几亩薄田度日，生活很是贫困。

    当时，村里没有教室。我家门前有一个磨道（供村里人磨面的地方），就作为念书的学堂。我们上午上课，村里人下午磨面，不磨面时就全天上课。我们个小学生，女多男少，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六七岁。当时上的是国文和算术，没有什么课本，老师教我们读什么，我们就读什么，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我们就跟着写什么。就说当时的写字吧，开始写字不叫写字叫“画”字，由于不懂笔顺，一个字就从右到左，从下到上，歪歪扭扭照猫画虎，景先生不知手把手纠正了多少遍，才慢慢养成正确的写字习惯。那时我们常常有些小淘气，甚至恶作剧，例如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不懂意思，也不认真，打哈哈虚改词语，乱念一通。先生说话有点结巴，但声音却很洪亮。我记得那时上课他就说：我我我说个一，你你你们也说个一，不能我我我说个二，你你你们也就跟着说说个二。他一字一句地教我们读，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写，我们也一字一句地跟着学。

    我们这些小毛孩子，上课有小声说话的，也有做小动作的，更有调皮捣蛋的学生下课后给老师使绊子的，学他结巴讲课逗大家哈哈大笑的。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用板子重重打手掌。他将院子里的半个破磨石拿来，让我们跪下顶在头上，要顶一个时辰才肯罢休。我们顶不住的时候，就用双手撑着，可以稍微减轻头部的压力。后来有些学生受不了老师的严厉惩罚，就想着法子怎么把老师的板子给藏起来。

    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没回家，就派了两个年龄小的，藏在教室外边偷看老师把板子会藏在什么地方。这两位同学看到老师把板子藏在大门上边的檐子上，等老师走后，我们就把板子从大门檐子上偷下来，拿回去藏在家里，以为这样老师就打不成我们了。可好景不长，老师又托人在外村做了两副新板子，我们再也无计可施。

    从此我们学习国文，算术也总算重视了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就这样我上了一年多蒙学后，全国解放了。从一九五零年开始，我又开始到行者乡苍头行者小学继续上学。

    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广大农村仍然很贫穷。虽然学费只有一块多钱，但我家还是交不起。奶奶不愿耽误我，便向行者乡苍头小学周生茂老师求情，先欠着学费。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有笔和纸，就用小树枝为笔，以地做纸，在地上写，在土堆上划。我深深记着奶奶说的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苍头小学离我家有三四里路。每天天未亮，奶奶就喊我起床去上学。冬天上学时，天还很黑，一个人不敢走，奶奶就把我送出好长一段路程，等天大亮的时候，她才往回走。

    家离学校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每天早上出门，奶奶总给我带两个馍。中午，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吃饭，我就在学校啃干馒头，喝白开水，偶尔奶奶也会给我带点腌咸菜。每年过生日，奶奶会煮个鸡蛋给我。有时候放学后我在路上贪玩，回来晚了，奶奶就会站在路边一直等着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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