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像往日一样，提着打满开水的热水瓶回宿舍。刚走到宿舍楼门口，就被楼管鲁大叔叫住了。鲁大叔是一位年龄约五十岁光景的和善“老人”。他总是很照顾我们，对学生们很好。我们也经常和他一起聊天，问他一些生活上的经验，或和他下下棋。不过我常常是他的手下败将，不是我的棋艺不行，而是鲁大叔的棋艺太高。

    “小杨，你的信。”鲁大叔边说边把两封信递给我。

    “谢谢。”我乐呵呵地说。

    “是家里来的吧！”鲁大叔关心地问。

    “可能吧。大叔最近不忙的话，咱们一会儿杀几盘？”我说。

    “好啊！”鲁大叔爽快地答应了。

    拿着信，拎着热水瓶回到宿舍，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果然是家人的来信。其中一封是大哥杨昌龙写来的。信中告诉我，父母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好好读书。昌龙哥是我们兄妹九个中的老大，他不仅字写得很好，而且知识渊博。因为家穷，他从小刻苦读书，一九六二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提升为教授，先后出国到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和法国巴黎讲学。他在国内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在国外讲授汉语言文学。大哥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仅仅专著就有十多部。他现在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大嫂井凤霞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做编审。哥嫂一直对我学习、工作和生活很关心，在信中对我的学习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我的文化基础知识底子不是很厚，所以学习要比别人更加地刻苦和用功，更加地努力才行。

    第二封信是堂哥杨昌平写的。堂哥杨昌平一九三一年生，由于家境贫寒，早年丧父，几乎辍学。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七月他考入西北军政大学。西北军政大学校长贺龙元帅在学校宣布成立俄文队，昌平哥以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身份到这个俄文队学习，以后又随解放军南下蓉渝，还到四川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攻读俄语专业。一九五三年六月，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提前毕业。建国初，他先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外文秘书处翻译科做见习翻译，很快调到西南军区办公厅翻译科，后又到昆明军区顾问室任翻译。一九五六年调任炮兵司令部科研和编辑出版处任俄文笔译，曾参与苏军炮兵条例、操作及射击规则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五九年，我军引进苏联导弹技术，他又随苏军防空导弹专家担任翻译。他还翻译了苏联《自动化管理手册》（50万字），主编《新俄汉电子计算技术词汇》（150万字），翻译和出版了《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人脑与电脑》等书籍。他在来信中说：

    吾弟俊：

    近来可好？这两月部队派我到武汉出差，正好顺便去一趟你们学校，看看你的学习情况是否一切安好？好了，不多说了，见面再聊。

    哥：昌平

    1973年 11月5日

    信写得极其简短，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激动了大半天。剩下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孩提时代美好的回忆。

    那个时候，我非常崇拜昌平哥，他说话洪亮有力，是村里头的娃娃头。稍大些后，他就到临潼县城华清中学读书去了，见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我经常会想念他。

    记得一九五一年秋的一个周六，昌平、昌龙、昌信几位哥哥赶回村里，高兴地告诉我，晚上演土电影。因为刚刚解放，电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什么叫土电影谁也不知道。傍晚，我记得昌平、昌龙等几位哥哥带着块很大的白布，挂在村子中央，那时我们高兴极了，真新鲜，能看上电影了。昌平哥说：“将来社会主义社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喝不用愁，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不一会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凳子都高高兴兴来看电影了。

    放电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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