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街上公然被刺杀，不但是让江宁各级的地方官慌了手脚，更让某些大人物也意想不到，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太严重了。

    八月初二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炸弹在紫禁城内炸开。同治帝看完奏报，大惊道：“谋刺重臣的事情，此是千年第一案。

    最近的一件也只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丞相武元衡在早朝时为盗所害。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今朝身边又出此事，实在让朕深为骇异。”当即下旨：江宁将军魁玉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慈禧更是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慈禧太后坐在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何样机敏？因为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曾国藩急忙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清廷先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两江“严讯”，“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魁玉等复奏：“凶犯……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后慈禧太后又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哥哥）“驰赴江宁，会同熬审”同时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主审此案，12月再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以软差大臣身份驰赴江宁复审。

    就这样几派钦差重臣，折腾了大半年，到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匪逆党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一件大案至此，似乎已成定验。然而，参审官员事后的种种异常表现，却令人觉得此案结犹未结，另有不能道破的隐情。

    首先是参与会审的两位马新贻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世凯的叔叔，后过继为其子）都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书诺”，也就是不承认审讯的结果。

    孙衣言更把质疑写到了马新贻的墓志铭上：“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直指供词不实，忿忿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靠山一死，湘军集团上下对于他的态度，原来马新贻在时，整个湘军集团对于他或者马新贻都是不冷不热的，如今更是冷眼相加，更谈不上配合查案了，而张文祥对他更是嗤之以鼻，也难怪他忿忿不平。

    其次，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之后，不等朝廷答复，就匆匆离开江宁；未及回京复命，就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是要受处分的。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

    郑敦谨翰林出身，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最高监察长官和司法部长），因为办案铁面无私赢得“郑青天”之名。

    他在离开江宁之日，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而郑辞官后终身不复出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心灰意冷？

    冷眼人不难看出这其中的猫腻，如果说刺马案跟湘军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话估计没有一个人相信，更何况曾国藩虽然不在，但湘军真正的统帅曾国荃始终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和态度。

    “刺马案”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朝野都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

    曾国藩此时等于背了黑锅，他的所获实在是不多，但这事情等于黄泥巴掉到了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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