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
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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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谈话记(节录)56
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cāo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
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
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
固然guó mín dǎng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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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启超文集
他。
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
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
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
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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