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1995～2000年这6年间，失业员工总数将达2130万人，平均每年355万人民这么多人员的就业问题，使生存空间本就狭窄的城市负累不堪，只好将敞开的大门关紧一点，毕竟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要紧。

    从1995年开始，一些大城市已做了相应的调整限制措施。如北京、上海就出台了一些对外地流入其管辖范围的劳务工、经商人员进行管理的法规，在某些行业限制使用外来民工。一向对外来工特别宽容的深圳，从1995年开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对外来劳务工所从事工种采取限制的方法，规定某些行业像金融、邮电、驾驶、餐厨、话务员、打字员、会计员等，一般不再雇佣外地劳务工。这些措施并非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它完全符合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精神。该规定第五条为：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在本地无法招足，或在用人单位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时，方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这个规定的出台，意味着对那些盲目进入城市找工作的民工们，城市的大门将不会再被轻易推开。

    除了各大、中城市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外，中央政府也从宏观上采取了一些引导劳动力流向的措施，试图解决这一全局xìng的问题。1996年4月劳动部召开了一个全国就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年），要努力拓展就业渠道，将劳动力需求量从预计的3800万人增加到4150万人，使城市失业规模控制在85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在农村，则引导大多数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规模控制在4000万人。但是，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峰水平这个数字是政府提供的，半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预测的数字比这个要高。

    1996年我国政府着重指出，今后国有企业不再是安排就业的主要渠道，就业结构将发生四大变化：一是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模式正在形成，有更多的城镇劳动力流动到农村就业。二是私营、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就业比例不断上升，到1995年年末，全国城乡私营个体从业人员5570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数的6％。三是城镇职工中其它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国有、集体职工所占比例下降。与以前不同的是，1996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要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将失业率、长期失业者比例、不充分就业率作为重要监测指标，定期分析失业形势。1996年10月中旬，农业部官员齐景发在“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jiāo流会”上表示，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问题仍须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政府包办。他表示，计划体制下由政府提供岗位安排就业的做法，在今天不仅不适用于城市，更不适用于农村。全国范围这么大，劳动力市场情况异常复杂，政府没有能力了解和创造各种就业机会，以往城镇劳动力安排的教训已说明了这一点。将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就业问题，政府更是包不起，劳动力的供求衔接只能依靠市场来完成。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中国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已相当严重，无法再消化天文数字般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在这种状况下对民工进城加以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从1995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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