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陈西安有自己的顾虑。刚得到父亲平反的消息时，他也曾想大张旗鼓地请客，宣告一下父亲不再是敌对阵营一分子，自己不再是黑五类，自己考上大学也用了洪荒之力。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却改变了初衷。前些年，他痛恨那些“新贵”和他们横行霸道的“衙内”，更忘不了自己和许多干部子弟一夜之间沦为“狗崽子”的痛苦遭遇。这几十年的经历是漫长的，几乎占了人生的五分之一，教益也是深刻的。不错，无论是权利还是财富，其能量都是巨大的，就像父亲曾经的副省长职位，辛妹妹父亲曾经的裕华厂。但是，如果你的命运由它们所主宰，那么未来必定是无法确定的。“存在”存，则荣；“存在”去，则损。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自强自立，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不管是进，是退，是富，还是贵，都要平实，坚忍，去轻狂，戒浮躁，学会约束，要有自知之明。古诗咋说？“树高多悲风”他决定悄悄离开。

    这天天刚放亮，社员就已经三三两两出工了。刘玉明推开瓦房那只剩半边的房门，拍拍光秃秃床板上不大的铺盖卷儿，低声问：“打折（陕西方言，意为收拾，拾掇）毕了？”陈西安默默点头，递过去一个信封，说：“不多，给大家买些烟酒，这多年了，算是感谢，还有我的工分给五保户老王，老梁吧，别的，没啥了。”他四下望望，搓搓手，“坐些，立下咋谝嘛！”

    刘玉明蹲下，倚着房门，吧嗒吧嗒只顾抽着旱烟，桌上的闹钟滴答滴答，十分清晰。

    陈西安上前蹲下，捧着刘玉明的双手说：“以后有啥事，尽管来寻我。走了。”他背起铺盖，毅然跨出门栏。走了几步，猛然回头，只见刘玉明依然呆呆蹲着。豆大的泪珠夺眶而下。

    最后一个知青走了。刘玉明十分失落。知青刚来时，他不习惯他们的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也不习惯女娃的雪花膏和刺鼻的香气，甚至他们的口音几年过去了，当一切戛然而止时，他又不习惯了。那是些啥样的日子！热闹，红火，歌声，笑声，还有其他社员不亮清的恓惶，心酸每次路过大瓦房，望着屋脚，院场的荒草，心里不知啥滋味，一切都好像是场梦，来去匆匆。

    好在远去的知青们时不时地来信，要么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要么汇上一些钱，说是补贴家用。整个公社，刘玉明是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那是辛妹妹让人捎来的，华山牌，九寸的。有人说，上丰地的奶山羊基地扶贫项目是陈西安出面促成的

    二十年过去，上丰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员们都从沟边的窑洞搬到了塬上，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瓦房，用上了自来水。刘玉明的生活习惯却变化不大，他仍然叼着铜烟锅，吃着呛人的旱烟，只是那个火镰被拉牢搜走了，给了他一次性打火机，还不停地数落他：“早该尔了。啥年月了，还是那三代贫农！”

    拉牢弯下了身打开卷闸门的锁，双手用力一抬，铝门哗啦啦升起来，尘土四下飞扬，他赶紧后退几步：难日的！他连连拍打着衣裤，扑擼着头发，听见有人叫“刘老板”，他回头一看，是房东。

    房东脸上堆着和善的笑：“那房——”，没容他“租”字出口，拉牢就没好气地打断了他：“?大点儿房租，天天催，再甭言传，后天咋样?就后天，说死，大不了，把货拿去！”

    “要那货有啥用！八辈子都穿不完！”房东不满地离开了。

    走近店，，拉牢打量着墙上的衣物，用手指轻轻抹过，塑料袋上留下一道白道。“我儿脏的差大！”最后一次走近店是啥时候，他都忘了，十天，半个月？他踢踢墙角尚未开包的黑色大塑料袋，灰尘飞起。他皱了皱眉头，像是上次从省城进的货。啥货？他也忘了。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发起愣来。

    拉牢和大他三岁的哥哥拴牢都毕业于县高中。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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