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痛绝。
对外,他们主张严厉打击燕王朱棣,绝不妥协。对内,他们则希望把方黄之流无能之辈拉下马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由这些无能之辈把持朝政,绝非国家之福,可惜的是,朱允炆最信任的仍然是方孝孺和黄子澄,他们的行动还不见什么成效,只是进一步削弱了方黄之流的影响力罢了。
就在削藩派内部争持不下的时候,原本薄弱到极点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了。这个声音的代表就是李景隆。李景隆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突然跳出来,大肆抨击方孝孺、黄子澄之流蛊惑圣意、离间皇亲,是酿成皇室内战的罪魁祸首,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与燕王议和。
原本,像茹常、郁新、高巍这些官员就是这种主张,但是他们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在朝堂上的声音非常微弱。李景隆的名声虽然臭不可闻,可是作为曾经有希望取代中山王府成为武臣之首的李字世家,却也拥有相当庞大的人脉和关系。附庸于曹国公府的这个利益集团,需要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是投机、是铤而走险。
于是,在他们的坚定支持下,原本因为两番大败羞得大门都不敢出的李景隆冉冉升起,突然就由一个赳赳武夫变成了一颗政坛新星,
每日朝堂议事,他再也不称病不出了,曹国公大人上朝比谁都积极,只要逮着机会,他就在朝堂上夸夸其谈地向别人兜售他的“燕王不可战胜,削藩误国误民,应该诛除奸佞,与燕王和解”的理论,那股子狂热劲儿,与鼓吹“三日亡国论”的汪精卫有得一拼。
茹常、郁新、高巍这些原本声音最微弱的议和党们欣喜地发现了李景隆这个知音,很快,他们就纷纷投奔到了李景隆的门下,对议和派的崛起,一开始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方黄派和卓景派并没有在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意纵容了这一派系的存在。
因为方黄派希望籍由议和派的出现,促使景卓派产生危机感,重新与自己团结起来,而景卓派则希望议和派扯扯方黄派的后腿,促使他们下台,想不到议和派有文有武,竟然茁壮成长起来,很快就声势大振,居然可以和方黄派、卓景派分庭抗礼了。
这三大派不管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都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皇上,为了大明!
朱允炆本来就是个耳根子软、没准主意的主儿,每天都被这三派理论来理论去,理论得他脑门生痛,连他爱不释手的“周礼”也暂时放下了,每天一上朝就打起精神,开始“活稀泥”。他开始觉得,现在最可爱的就是骑墙派。你看,骑墙派站在那儿,呆头呆脑的,从来也不找麻烦。
僵局,需要一个契机来打破了。
不管是山东河北一带南北两军的对峙状态,还是朝堂上的三足鼎立状态,都需要打破。
春暖花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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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公府,李景隆直到很晚,才离开书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李景隆有了记笔记的习惯。
军事上的部署、朝堂上的纷争,他都事无巨细地记下来,逐一进行分析、评价,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的都是他忧国忧民的感慨,如果这本笔记落到皇帝或者方孝孺、黄子澄手中,即便政见不同,想必他们也会为曹国公大人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情怀而感动。
李景隆嫌原来打扫书房的家仆据说毛手毛脚的很不受曹国公大人待见,现在他已指定了专人清扫书房。这个人叫徐姜,是国公大人第五房爱妾一浊的堂弟引到府里来的,才来了不到半年,很机灵、很有眼力见儿的一个人,干活也勤快,所以受到了李景隆的青睐,成了专门洒扫书房内外的下人。
眼见曹国公大人起身往后宅里去了,徐姜便进了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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