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3年事发，他给人的印象一直不错：很厚道，不张扬，不吸烟不喝酒，否则村民不可能把钱存到他那里。”一位与他相熟的村民评价说。

    基金会的实际功能是向村民“借钱”，然后再贷出去，赚取利息差。记者从1997年7月内黄《关于进一步加强救灾扶贫互助会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工作通知》中了解到，原来村级、乡级互助会一次借款分别不能超过1000元、2000元，每户累计分别不能超过3000元和6000元。

    作为实际控制人的邵某，在利用贷款上当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邵先是收购了一个小水泥厂出租经营，尔后将紧挨汤（yīn）濮（阳）铁路线的村木材厂收入囊中，改造成仓库倒手化肥、糖等货物。

    另外，还有不少贷款放给当地和外地的单位和公司，正是这些放贷行为为邵的最终崩盘埋下祸根。

    “1997年8月，邵某嫌税收太高，将公章和社团登记证上缴，然后去鹤壁烟糖公司当了副总经理。”井店镇前民政所所长陈志文说。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邵某继续吸纳存款，只不过具体cāo作者变成邵的妻子赵某和二女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务院下发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6月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明令取缔此类基金会组织和业务。但是邵的基金会仍然继续经营，甚至在其他村设立了分部。

    井店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1994年7月，邵所在的东街互助会储金在鼎盛期曾高达1000多万元，而当地信用社目前的存款数目也不过如此。

    但是，表面风光的“邵氏钱庄”最终还是出了事。

    2003年10月，东潘井村一位村民到邵某处取钱遭拒，恐慌迅速在村民中蔓延，很快邵某外逃。邵的外逃没有任何迹象，就在邵某外逃当天及前一天，还有村民像往常一样到邵家存钱。

    邵的资金链为什么会断裂呢？

    一位和邵关系密切的村民称，可能是因为两笔大的贷款出了问题：一笔贷向鹤壁市（河南的一个市，与安阳相邻），涉及本息200万元；一笔贷向广州，涉及本金200万元。而当地公安机关6月份的一项统计显示，事发前，邵某的“地下钱庄”未兑付的存款余额是931万元，贷款余额370多万元，其中有560多万元对不上账。

    根据这一数据，邵的基金会不可能追讨回太多资金。

    两任基金会会长的逃与亡

    如果说邵案的“钱庄”是由于经营不善，被市场淘汰的话，那么内黄县总商会民生互助基金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基金会）会长武某的外逃和前任会长姜某之死，则更为曲折。

    总商会基金会筹建于1997年12月，1998年2月在内黄县农行开户运作。作为政府委派的正科级公职人员，姜某任该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但是，总商会基金会一开始就命运多舛。

    因经营不善，贷款出现较多呆账，从1998年5月到2001年6月，包括安阳市政协委员、内黄县金龙陶瓷壁画厂厂长甘某及内黄县家用电器公司经理、县家电商会会长彭某等在内，有6位贷款者先后潜逃，至今未归案，贷款总额226.5万元。

    2002年底，迫于储户的上访和县里压力，姜某与内黄县总商会副会长武某达成协议，由武于2003年1月2日接管基金会，但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仍由姜兼任。

    武是内黄县诚信物资公司经理、内黄县大正植物油厂厂长。“他当时是县里的红人，就任前，县里领导曾许诺在他就任后划拨400万元资金弥补姜在任时的窟窿，但后来并未兑现。”一位知情者说。

    但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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