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公对韦太后一直心怀鄙夷，这回得知竟然是义川之子贺洱继承大统，韦海池就此名正言顺临朝听政，又哪会心悦诚服？他先是有意接近南阳郡王，意欲从这位宗正卿的口里打听宗室们为何放着晋王贺烨不顾，心甘情愿让韦氏得逞，哪知南阳郡王对他不理不踩避而远之，于是荣国公只好亲近另一辅政王贺淇。

    两人就此“一拍即合”——

    文皇后当年设立宗政堂，固然是为避篡政之嫌，也确有与宗室王公共治国政之诚，那时宗室尚还繁盛，成年亲王都有十好几个，故连郡王其实都没有资格加入宗政堂，又哪比得如今？因为英宗朝诸王谋逆导致宗室不少获罪，再兼肃宗、德宗子嗣单薄，连续两朝因为皇子得封亲王者竟只有贺烨一人，偏偏又未及冠，再兼不学无术，虽然在宗政堂保有一席之位，实际上也是因为韦太后坚持的结果，贺烨显然只能对太后唯令是从，并不可能真正参涉朝政。

    而诸郡王当中，南阳王显然也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并不乐意干涉朝政，义川王又是显然的“韦党”，就越发显得汝阳王贺淇势单力孤，是以这位回过神之后，立即上谏因宗室“凋蔽”，宗政堂唯有几人岂非有名无实，理当破格擢升诸国公入政，韦太后明知贺淇是意欲固势，但她既然留了贺烨性命，并允准再置宗政堂，本就是为了先利用贺烨与义川斩除贺淇，也不惧贺淇逐渐坐大。

    让那些野心勃勃心怀不轨者暴露本心，才更利于一网打尽永绝后患，所以太后干脆利落允准贺淇所请，于是宗政堂便又加入了洛王一支不少仅封国公的成员。

    汝阳王在宗政堂既然有了话语权，第一个针对之人就是元得志，汝阳党质疑元得志既非科举入仕又非出身世宦之族，何德何能执掌尚书省甚至拜相？再加上荣国公的及时投诚，于是汝阳王力荐荣国公为尚书令，入政事堂为首辅之一。

    贺淇此举，显然不仅仅是要争取宗政堂的话语权，而是欲将势力渗入政事堂，如此才能达到与太后党分庭抗礼目的。

    同时，在荣国公的劝谏下，贺淇也同意必须拉拢晋王烨，最好是挑唆贺烨与太后生隙，甚至于为夺帝位倒戈相向，晋王烨若与太后拼得鱼死网破，他贺淇岂不是能坐享其成？

    于是就算荣国公尚还没有如愿争得相位，卢锐便已经听令行事纠缠贺烨，当然也没乐观自信到立即说服贺烨倒戈的地步，用意无非是想让敏感多疑的太后先生防范，当贺烨举步维艰甚至生死攸关，那就不难说服其孤注一掷与韦氏你死我活了！

    又说卢锐，原本就是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这回入宫哭丧颇多限制劳累，简直让他苦不堪言——他之曾姑祖卢太后为大行皇帝祖母，而其祖父荣国公又为宗长，卢锐是长房嫡孙，论来是大行皇帝晚辈，故四十九日丧仪必须全程参与，罢朝仪虽然告一段落，然则一日三个时辰长跪哀哭，再兼只能以粥素充饥和衣卧席的苛陋居食委实让卢锐难以适应，好在眼看不少宗室子弟先行买通内宦补以“加餐”之举，卢锐顿时有若醍醐灌顶。

    古礼规定，服丧期内本当居陋服素，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般严格的丧仪其实不拘庶民，反而越是贵族之家越应遵奉，可自从两晋以来，丧仪制度日渐宽限，养尊处优的贵族根本不可能做到服丧期间不进荤腥居卧草庐，是以只要做到丁忧服丧不兴宴庆，是否高榻软枕是否戒绝酒肉已经不再重要，于是偶然出了个真正的孝子，必然会大加表彰——大周文宗时期，就有一个出身世族却家境没落的士子，因连续十年之间，逢祖父、父、伯叔接连辞世，此子为守孝道，变卖家财不应举业，最后穷困潦倒到了年过而立竟讨不到媳妇的地步，因当地县令听闻其孝行，故举荐朝廷，于是不经举试而得出身，后官及四品，不仅重振家业，直到如今还有人对其孝行津津乐道奉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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