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c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c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c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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