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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是孙多慈的关键之年，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作了细致的商议，当时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

    可突生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仅仅两个多月，她的各科成绩直线下滑，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程度。这种状态从南京回来后，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懂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个好学校，但要真正安下心来却非常困难。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瑷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亲。

    父亲和她谈起未来的取舍，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尚在几个月前南京探监的时候，她听说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了，便特意去观看。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又读到《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沉默，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同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一系列学校合并成国立中央大学。

    来南京报考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不出众，而且这点才华又只显露二分之一，自然无法胜出。

    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父亲也不责怪，只是道：“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父亲解释。

    这时的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宗白华带孙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鸿。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也有些小故事，当时宗白华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的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

    曾有研究徐悲鸿的学者这样描述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宗白华带着孙多慈，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找徐悲鸿，这是徐大师和孙多慈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徐大师正在作画，差不多完成了。见宗白华进来，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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