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陶勇在讲话是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陶勇在讲话中最后提到：毛泽东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理论文章，参与到这个大讨论之中，国家和省级电视新闻中也多次播发大讨论的新闻，正反两个方面都在，理论观点针锋相对，但都是一些搞理论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共和国的高层都保持了沉默，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可那些学者则是他们利益代表，由他们冲锋陷阵，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一句话就可能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陶勇旗帜鲜明的态度无疑是一场政治赌搏，赢了则扶遥之上，输了则一厥不振，因此都在观望之中，大讨论则逾演逾烈。

    大讨论所以针锋相对，其实是陶勇的讲话中的一段话触动某人的神经，很有可能触及了他们的即得利益。这段讲话全文是：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八月十九日，苏联发生政治事变，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虽然事变3天后就以失败结束。政变的发动者本想挽救苏联这个濒临解体的超级大国，而政变失败的结果则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政治事变让上层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支持陶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声逐渐变弱，但上层还在观望着苏联形势的变化，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新联盟条约把这些加盟国松散地拼凑在一起，把原来高度统一的国家变成一个国家的联合即邦联。事变后，又有一些共和国要求独立。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这是苏联瓦解的一个突破口。

    进入12月，苏联迅速瓦解。12月1日，人口和经济实力占苏联第二位的乌克兰全民公决，赞同乌克兰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甩开坚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戈尔巴乔夫，共同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协议说，“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停止存在。”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11个共和国的领导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会晤，声明这些共和国准备以“平等的创建国”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停止存在”，并通知戈尔巴乔夫，取消苏联总统这一职务的设置。

    1991年12月25日，世界将记住这一天。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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