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1944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331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98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这笔集中营被害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始终认为，这批巨额财富，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因而，纳粹德国倾覆后，他只带领着极少数亲信，向这一带转移，企图利用这批财富重振雄风。比起鲍曼，希姆莱到底棋逊一筹。

    日历翻到1943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8 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转危为安。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出逃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的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出逃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40公里就设有一个中转站。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此时，筹措巨额资金问题已成为纳粹战犯大逃亡的当务之急。这一项工作，鲍曼深知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否则那些工。商业巨头，是很难为党卫军弟兄们的安危慷慨解囊的。因此，鲍曼于1944年7 8 月两次打着元首的旗号亲自出面，召集了所有能动员到的已加入纳粹党的大亨和大款，到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酒店开会。鲍曼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时而大讲一旦苏联红军攻人德国，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和共产共妻的野蛮政策，还不失时机地掏出一张张苏军处决或押送德国人的照片；时而又话峰一转，高谈党卫军分子如何忠诚不二、无私奉献，身手不凡，足以充当大亨大款们的可靠保护者；远的不表，就说去年吧，党卫军骨干斯科尔兹内神兵天降，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萨索山顶峰上杀出重围，奇迹般地救走墨索里尼就是明证。最后，鲍曼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可怜神态，泣不成声地呼吁：“我们的党卫军弟兄在奋斗，在流血，可是他们不仅缺乏汽车和电话，而且连必要的给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而一旦他们因饥寒jiāo迫或负伤被俘，就会被当做战犯毫不留情地绞死，而不是像国防军那样得到战俘的待遇。这个问题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们为维护大德意志的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诸位的切身利益，为维护德意志民族须臾不可缺或的生存空间，为灭绝德意志民族的死敌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奋战吗？每一个有良心的雅利安人，每一个够格的党员，难道能置之不理、坐视不救吗？……”鲍曼话犹未了，一片热烈的响应声已然纷至沓来：“没说的，我们出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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