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施人的功德。当时整个息县只有这一所高级小学，是完小，共设六个年级，每年级有近四十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200余人。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国文、自然、地理、历史、三民主义、公民课。那时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个别学生近二十岁。我在同学中年龄是偏小的。校长叫夏光宇，是当地一位公认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和善。解放以后，听说他还当了多年校长。学校教员大都是师范学堂毕业的。教员的工资、办公费、设备费等一切经费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标准，由校长负责，向教育局报销。教育经费有一定的保障。老师中有一些人旧观念很重，对待学生很凶，动辄体罚打骂学生。有一个教国文的翟老师就很恶劣，我曾和同学向校长告过他的状，要求辞退翟老师。夏校长也深知这位翟先生师德欠佳，有损校风，最终辞退了他。老师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在一般老百姓眼里，他们的地位和地方绅士差不多。教员的薪水每月30~50元大洋，按那时的社会消费水平来看，还是相当高的。唯一不同的是，老百姓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学堂里的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更公正，肯替老百姓说话，因此更受乡人的敬重；而乡人对官僚、地主的尊重，有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迫于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

    上小学后，我因为来自农村，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乡间土货，智能见识一时也赶不上城里的孩子，所以常被同学笑话，说我是乡下佬，有时还会受欺负。刚进城时住在王绳武家，他儿子王培英又和我同校，对我比较照顾。一年后王培英就毕业了，我也搬出了王家。我们班上有个县城的同学王某某是县里有名的阔少，他瞧不起我，经常无故欺负我。后来三个关家店的同乡同学牛学勤、任理中、粟中民知道后，非常气愤，主动出面打抱不平。他们趁春游的机会，在濮公山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以后他才不敢再欺负我了。

    在新学堂里，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开始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同学之间的jiāo往也比上私塾时更多了。可以说进城读书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我的眼光、志向也渐渐走出了淮河套。在胡家围子念私塾时，我满脑子都是忠孝仁爱的封建儒家思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几乎都不知道，只觉得胡家的围子好，长大后要发家致富，像胡家一样建造一个更大的围子，再多买上几条快qiāng。上了新学，眼界开阔，才了解到中国很大，世界更大，知道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学校规定每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讲解时事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从此，我开始有了念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息县第一小学校名几经变更，现更名为息县实验小学。学校也从破旧的孔庙中迁出，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现有教师102人，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700余人，是息县教育局直属的唯一重点小学。我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回息县都要到学校看一看，2007年9月我不顾91岁高龄，由家人陪同再次回到母校，把自己的多年积蓄15万元捐给了母校，设立助学奖学基金，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看到母校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930年7月，我从息县第一小学毕业后，就到豫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潢川县城投考河南省立第七中学，即潢川中学。

    潢川，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淮河南岸，潢河贯通，是豫南地区的首府。潢川中学始创于1905年，是豫东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高级中学，素有"豫南文化和革命的摇篮"之称。

    清朝末年，随着列强的入侵，民族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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