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guó mín dǎng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guó mín dǎng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guó mín dǎng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jiāo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jiāo谈达到共识。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大量阅读马列书籍，虽然不系统，但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读书、学习，我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忆这一时期自己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到要救国，靠guó mín dǎng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苏联为师，靠共产党来领导。对此，我和阮庆、梁彝的认识是比较一致、明确的。这都是在1935年以后我们三人同商共议国是时，经过不断的讨论得出的一致看法。

    当时，在南京政治学校读书的中学同学黄文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常常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议论时事。这些讨论都以阮庆为中心。读书期间，祖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大话题就是"打日本靠谁？"当时全国各界都在谈论抗日，不同的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主张。guó mín dǎng、蒋介石的抗日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在军校和社会上都有很多人议论，看法各异。有人肯定这个主张，说国家不安定统一就不能抗日，赞成要先"安内"，才能"攘外"。而更多的人是否定这个口号的。阮庆就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他说大敌当前不团结御敌，却热心内战，只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他还向我们分析了这个口号的反动xìng。我和梁彝、黄文清等人在他的启发下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出路就是谁能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跟谁走。

    1935年底bào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此都有同感。那时，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也能看到。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红军也是中国人，他们要求抗日，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这也是我们对guó mín dǎng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还不敢公开表态，只是局限在我们几个人中议论。不过，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自觉地对今后的人生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跟guó mín dǎng走，还是投奔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但受环境的约束，还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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