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援越物资、抢劫部队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反革命罪行，发出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七三”布告》。《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恢复jiāo通、无条件地jiāo回抢去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当时，湖南衡阳也出现了类似严重事件，并影响到在湖南境内有40列援越物资积压运不出去。周总理几次打电话给湖南，要求大力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迅速解决铁路jiāo通阻塞问题。7月10日、11日，省革委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和军民大会，传达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和《“七三”布告》。之后又召开电话会议进行贯彻，并由华国锋等代表省革委会亲赴衡阳解决铁路通车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7月15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上报中央，máo zé dōng主席看后作了批示。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国作了转发。湖南省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受到很大鼓舞，继续向全省军民深入传达贯彻。从此，使湖南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3、落实党的政策，保护革命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使大批党内外干部遭受迫害。当时，周总理虽然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但他却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革命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我们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是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按党的政策和周总理的指示办事，尽力保护好各级干部。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凡属带“长”字的干部，都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打倒。不是关在“牛棚”，便是下放劳动。湖南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千万万干部，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革命斗争年代经受各种考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对党无限的忠诚。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条战线发挥着他们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在工作中难免有失误、犯错误，甚至个别干部蜕化变质，但不能因此而打倒一切，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因此，我们尽力做好保护各级干部的工作。

    我们在具体做法上决定采用以下四种措施：一是政治上关怀，派人去看望，以表明态度，表示关心；二是必要时组织人去“抢”，将被揪斗、被关押、有伤病的干部“抢”救出来加以保护，该治疗的治疗；三是“顶”，对有些明显错误的事，坚决顶住不干；四是举办学习班，名曰思想改造，实则加以保护，使其免遭皮ròu之苦。 `

    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以公检法军管组收监的名义，将随时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长沙警备区司令员张本科“抢”出来，送到部队营区进行保护。后来经过我请示周总理同意，又从北京派专机将张本科及另几位挨整的省军区的军师级领导干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养。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中，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进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顶着没有对他组织过批判。从思想上说，我们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对“文革”中把所有领导干部都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斗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动上不积极、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伙和湖南许多造反派的批评和攻击，说四十七军黎原右倾，江青当面指责我是老保，但我们对这种压力坚决地顶住了。

    最煞费心计的还是保护湖南省副省长孙国治和湖南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张兰明等人。1967年6、7月，孙、张等人卷入派xìng，被一派群众组织胁迫参加武斗，逃至浏阳一带。为团结孙、张和该派群众组织回长沙，我以省革筹小组组长和四十七军军长名义，写信先派人去劝说，后又派副军长郑波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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