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反对某派。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说我不听招呼，目无领导。

    此后不久，又有一事令他们对我更为不满。当时，广东省缺少能源，煤炭供应主要靠湖南。中央曾有指示要求保证北煤南运。因此，他们就想通过军区的隶属关系，要求我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这涉及到地方行政归属问题，并非简单的军事隶属关系。我自然不能同意，并向周总理汇报了此事。总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否决了他们的决定。从此，他们就对我恨之入骨，公开指责我同军区搞对立，处处为难我和四十七军，还污蔑四十七军是“贺龙的土匪部队”（四十七军前身是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我当时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不能随便罢我的官，就借口延安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紧抓不放，非要拿特务这顶帽子开刀，污蔑我是guó mín dǎng派到延安的特务，企图置我于死地。他们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和我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阮庆，当时在广西省供销社工作，被造反派打倒。军区为了抓到我当特务的证据，就不断派人到地方，向省供销社施加压力，打击迫害阮庆，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24小时车轮战，要他承认我是特务，完全是法西斯的一套。他们从1967年开始迫害阮庆，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其手段之卑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阮庆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宁折不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阮庆才得到彻底的平反。1968年，他们因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时执行中央决定而同军区发生分歧，以反对派xìng为借口在军区办“学习班”，将四十七军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包括全军战斗英雄、副师长郝忠云）以及团职干部近百人集中到广州。

    学习班规定了“十不准”，比如不许请假，不许外出等等，完全是“坦白运动”时搞的那一套。这批干部都是因为在工作中支持我，因而惹恼了他们。在学习班上便强迫他们jiāo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谓派xìng问题、反军区的言论，同时还要求他们揭发黎原反对军区的罪行。学习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该班结束后，有的干部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干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九大”期间，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们仍不甘心，想cāo纵选举，四处动员、jiāo底。最后我以微弱票数当选，得票数同当时因“二月逆流”靠边站的老帅们差不多。他们想以此丑化、嘲笑我。当时就有同志戏称：“黎原的得票数同元帅一样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归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想提拔我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个别人仍借口我历史问题尚未调查清楚，坚决反对。当时，皮定钧主持正义，亲自过问此事，并主动向总政主任李德生建议组织调查组，彻底调查。最后军委决定由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总政各抽出三人组成工作组，共同调查。工作组为此调查了我在guó mín dǎng中央军校十一期的同学、区队长以及军校政治处负责人。军校十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复兴社支部负责人王立哉（解放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以及复兴社成员王伟等都证明我在校时没有加入过复兴社。王立哉特意向组织报告：“关俊彦（我的原名）是农村来的，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突出，特别是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具备复兴社社员的标准。我当时是复兴社支部负责人，我们支部的七八个人我都认识，绝对没有关俊彦。”工作组还到我的家乡和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向许多熟悉、了解我历史情况的同志进行调查。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工作组做出结论：黎原同志没有政治问题，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所谓受guó mín dǎng之命到延安长期潜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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