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的状况，实行自给自足的要求；部队生活艰苦，物质文化生活单调等问题，回军区后我都指示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和解决。对我的视察，部队反响很强烈，很受鼓舞，说我是兰州军区自组建以来，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到该地区来的领导干部中的第二个人。也就是说，虽不是绝无仅有，确也是屈指可数。回兰州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中央军委对我的新任命。这样，这次青海南部高原寒区之行，为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第11部分、基建工程兵

    1、调入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承担国家急、难、险、重基建任务的部队，是我军的一个新兵种。1966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边备战边建设，“三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但施工企业队伍老化，家属拖累重，调动困难。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倡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同年3月中央批准国家建委的报告，同意组建基建工程兵，8月1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基建工程兵部队番号，决定在兵种领导机构组成前，在国家建委暂设领导机构。1978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兵部，为大军区级。这时部队已经发展到近50万人，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担负着国家基本建设重点项目和国防工程施工，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和战备通讯等任务。

    我到基建工程兵工作，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传说。由于“文革”期间在湖南我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我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是华国锋同志的安排。事实上此事同华国锋同志根本无关。当时他身兼党政军主要领导，非常忙，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同时，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绝不会越过组织，安排干部。

    事实上，调我来基建工程兵的真正原因有两条，一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扩编太快，部队管理跟不上，缺乏军事指挥干部。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后，担任兵种领导的都是从各部委抽调的干部，他们大都离开部队多年，对部队管理有些生疏，因此急需调派熟悉部队管理的干部，加强部队的管理。二是我与当时主管基建工程兵的谷牧副总理和李人林同志都有过工作接触，他们了解我。我和谷牧同志相识是在1977年。1977年1月至9月，中央指派我率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尚未成立，铁路jiāo通等由国家建委兼管，谷牧副总理分管建委工作。我多次向他请示汇报解决兰州铁路局的工作问题，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印象也不错。时任基建工程兵主任的李人林同志，是新四军五师的老同志，1951年四十七军入朝参战时，他曾任四十七军政委，我当时任四十七军一四○师师长，工作中接触较多，比较了解我。后来他到地方工作，也时常利用出差等机会到老部队来看望；我到北京开会时也常去看望他，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基建工程兵选调军事管理干部组建兵部机关时，他首先想到我，和谷牧同志一起向军委建议，要我来任副主任，主管部队管理和训练。

    对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内心讲，我是不大愿意来的。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野战部队工作，熟悉部队的作战训练，热爱军事指挥工作，对工程建设和施工生产不熟悉。当时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同志找我谈话，宣布军委的命令，他说：“军区也不同意你去，总政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同意，现在组织已经决定了，你就去报到吧。”

    1979年1月，我离开兰州，到北京基建工程兵任职。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刚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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