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bàozhà以后，部队很快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这时总政治部明确指示关于1970年3月19日黄、吴、李、邱召开黑会的问题，要兰州军区彻底查清。军党委经过二十多天会议把问题揭开了，报告了总政。黄永胜在3月19日讲话摘记如下：“四十七军同湖南省军区的关系，四十七军要负主要责任，走要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不能拖泥带水，不然，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和尚也走不了。四十七军把‘高司’整倒不对，还有“红联”是工学农。黎原说‘高司’不能联合，没有阶级观念，‘高司’是最早的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还说：四十七军过去就是不听我们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实际是骄傲，拒绝别人的批评。在广州军区双代会搞得乌烟瘴气，军区为难被动，我是广州司令，你们搞不好，我脸上也不光彩。四十七军关键在领导，有党委嘛!对黎原不批评帮助，他到了新地区还要犯错误。旧账不还，还要欠新账。最后说：你们（指吴法宪等）都讲一讲，大家都是四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接着吴、李、邱都说了一遍。吴法宪接着说：“四十七军是四野的，大家都是四野的，大家都有责任。你们搞好了是四野的光荣，要为林副主席争光”。吴还说：“对黎原斗了没有，错误要批判，帮助他改正错误。”中央对四十七军的问题十分重视，于1973年3月份召集兰州军区、陕西省委、陕西省驻军以及西北四省军区有关领导干部到中央汇报，解决西北的问题。四十七军由我和副军长胡伯华和政委参加。会议期间，经中央首长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多次指示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四十七军原政委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写出了《我的检查和jiāo代》的书面材料（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1日印发）。会议后期形成了中共中央（1973）15号文件，明确了四十七军内部在与林彪反革命斗争中的是非，文件上点名批评了四十七军原政委。会后，为贯彻15号文件精神，召开了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四十七军团以上干部70多人作为一个大组参加会议，集中解决四十七军原政委等人犯错误的问题，明确了是非界限，肯定了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中不执行林彪反革命集团那一套是正确的。经过上述一系列会议，实际上肯定了我是受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给我平了反。

    与此同时，湖南省也对卜占亚的严重问题开展了揭发批判，形成了中央（1973）12号文件，明确指出卜占亚上了贼船，积极地参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yīn谋活动。

    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批林整风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由于我个人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表现有了明确的结论，在代表大会上选我为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三）“十一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党的十一大，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时召开的。当时我已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我是1975年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时公布的那批命令时下的命令）。粉碎“四人帮”之前，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是由冼恒汉把持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指示要发动群众揭开甘肃问题的盖子。当时军内外的斗争都很激烈，而地方上领导力量又比较薄弱。兰州铁路局是冼恒汉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兰州又是西北的jiāo通枢纽，被一群帮派骨干把持着，盖子揭不开，搞得铁路jiāo通中断，造成西北地区很多厂矿停工停产。

    1976年底，中央派我到兰州铁路局任工作组长，带着铁道兵的500名干部和甘肃省委宋平同志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问题基本解决，我于1977年12月归建。 1977年8月召开“十一大”。这次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一般每个大军区有三人当选。其中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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