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记者，你说了那么多，其实是担心，一旦报道出来全国媒体炒作，我会非常被动，会成为人们泄愤的靶子，成为邻国第二个‘范老师’吧，那时候，众怒难犯，法律失声，连我的高徒都保不了我这条老命。”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蔡校长，请去自首吧。您犯了错，但您有权保有自己的尊严，如此，才能告诉社会真相。”

    “——当我看着倒塌的大楼，我害怕了，虽然每天相处的孩子、老师死了，我可怜他们，为他们深深难受，但我更为自己害怕，害怕自己被逮，被揭发，害怕被判死刑，我竟然那么怕死——我还让那些活下来的孩子什么都别说，决不能吐露一个字。”

    “呵呵他们都是好孩子，很听校长话，我只是看那四个太皮，聊的又都是游戏什么的，就问他们四个是不是一个班级的，是不是好朋友，会不会经常一起去网吧组队啊，他们都说不是。我又问他们网吧在哪，还能不能用，谁电脑玩得最好？能不能陪记者阿姨一起去，记者阿姨请他们吃饭哦。那个自我感觉最好的回答说网吧是个木屋，倒不下来，离这两站路远。比起离楼梯近，好象，逃课打游戏更能让我接受。”

    我无动于衷地说着，为了打游戏，小孩什么都干得出来，除了学习，他们也没可能发展别的爱好，就只能打打游戏了，又不是第一次采访到。

    蔡校长这时候却突然说了句：“反而是那些最聪明刻苦的孩子都死了。”

    ——我觉得，这是和他所有的谈话里最发我深省的一句。如果写到报纸上，也将是最发读者深省的，可惜，不会是从我写的报道里。

    标题现在是“被地震‘震醒’的校长功利教育又酿惨剧”。

    谁都能写了。

    要开记者招待会通报情况吧。

    外面下起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地上。

    我拿着小手电筒，照路。回自己的帐篷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担心余震，各个帐篷区之间隔得比较远，蔡校长的帐篷还特意为他建在一个比较高的花岗岩小坡上，但下坡路踩的都是石头。

    我心不在焉的下坡，主要是心里还在想着煮熟的鸭子真的就没有了，我可能一辈子都很难有这样的绝好机会了，以后我要继续自己唯唯诺诺、老实巴交、小心谨慎的生活了，我要继续被排斥在圈子外面了，现在好不容易为自己赢得了这样一个进圈子的资格，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吗？这样的矛盾想法让我的脚步好象都踩在虚空里一样，没有目标，惶惶然的，我想想，停停，想想，又停停……

    这里的风带着淡淡的铁锈味，和这里的水一样。明天回去后，我余生也不可能再来这个城市了。我本可以从这里崛起，我本可以上头版头条，署上“本报记者黎鸣”，我还可以留100份报样，送给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看看。那些都是梦了，这条新闻从此归别人了，归别的灵敏的活跃的棒的记者了，它再也不是我的了……于是心里像猫抓心一样又痛又燥又酸楚又无奈，我又想，能不能稍微先写一点透露一点带一笔呢？——可那样显然不靠谱。

    我不想一辈子都当包子女，那个“圈子”是我魂牵梦萦、最重要最重要最想得到的东西，我渴望被接纳，谁会不渴望呢？谁会想一直孤独地战斗？一直孤独地被雷霹雨打，一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边际。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一事无成也就算了，可混得比普通人都远远不如，姿色已经过了颠峰时期，身体素质也在走下坡路，我不可能有我年轻时候的体力和冲劲了，比如一天可以采访三个区，可以转十几趟公交，可以在农村的广袤田野里走几个来回等等，包子放久了，面就僵了——这是客观规律，是没办法回避的现实。

    可我每天仍然像个幼儿园小朋友在和大学生们一起上课一样，一样无助，一样踏不住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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