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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