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拿过二人的纸张迅速浏览完，原来是一份自述状。 他把状子塞到怀中，吩咐手下。 将此二人收押刑部牢房。

    ……

    奉天殿内。 大臣云集，决定朱植命运的庭议正在进行中。

    兵部尚书茹瑺侃侃而道：“免除农税？简直是祸国殃民地乱言。 臣理解的殿下所谓免除农税，就是以兴商业为立国基础。

    但这样必然以放纵商人们唯利是图为代价，才能达到免农税的目的，商人凡事必先言利，而民从商则易争，祸乱之始也。

    故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所以皇上定下大明以农为本的国策，就是以农之质朴以定国之根本。 纵然商者可以利富国，终非长久之计。 二世三世则乱。 ”

    对于朱植的口诛笔伐已经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罪名争论上，焦点已经转移到关于重商的争论上来。

    以茹瑺为首地保守派对朱植进行了全面进攻，如果说这些人存在燕王一党的可能的话，那么连刘三吾也跳出来就实在让人看不懂了。

    刘三吾道：“古人云，金银珠玉，饥不能食，渴不能饮，不如谷物丝麻。 如开兴商之风，民间必重利轻义，此乃取祸之道也。

    重农抑商乃长久之计，农税也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否则连农税都不征，天下万民则没有了忌惮，到时候朝廷如何能管束之？望皇上三思。 ”

    这就有些不好办了，在朱植内心最深层的地方，何曾不懂得这个道理，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植根在农村地大地主集团，他们从农田获得利润，也构成了帝国最基本的结构。

    这个结构最下层是亿万农民，上面是自耕农，再向上是小地主，再到大地主。 这个结构之所以稳定，是结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礼法基础，从而形成了异常稳固的结构。

    朱植意识到，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这样地结构尚未巩固，也许在这个时候改变它才是最好的时机。 只是眼前这关又该如何过呢？

    朱元璋哪里料到朱植的思绪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只道他无言以对。 茹瑺又道：“现在辽东地多人少，自然不会感觉到多少问题。

    然一旦商人势力强大了，他们自然求政，乱政，大秦有吕不韦，正是以商而乱的先例。 现在商人们在辽王殿下支持下竟然敢与北元鞑子通商，正是无法无天之状。

    如此祸患不得不除。 ”

    御史胡广又道：“我朝立国以来，威甲海内，四夷臣服，蒙古来朝。 依臣之见，对外派良将严守四境，对内广修仁德，自可不战而曲人之兵。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倭寇掠我海岸，图我财货。

    不正是因为辽东重商轻农，如今辽东穷兵黩武，以暴制暴，长此以往如何行我天朝王道。 ”说完商业，火力又转移到辽东兵事上。

    武定侯郭英出列道：“陛下，臣尝在辽东行走，边地之险非庙堂之上可以感受。

    自洪武十五年辽东回归我朝疆域，无一日无烽烟，北有女真，东有高丽，西有北元，海上还有倭寇之乱。 四面受敌，岌岌可危。 如不修兵甲，造战船，如何能令四夷拜服。

    辽王殿下就藩四年，北平女真，东降高丽，西拒北元，荡平倭患，无一不是殿下经略之功，所凭着乃武备而非仁德。

    我郭英是个大老粗，自幼从龙起兵，只知道只有一手麦穗一手刀剑，对方才会恭敬地献上麦穗。

    昔日大宋何尝不是行尧舜之道，可是最终如何？鞑子跟咱们汉人讲仁德吗？”郭英这么一说，班中武将无不哂笑。

    今日文官们火力虽然猛烈，但在朱植看来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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