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告日，可得忙碌一整天了，我让贱内给我们送午饭。离人，贱内的手艺不高，可得委屈了……”

    高俅是想炫耀他的老婆，他老婆也算是京城殷实人家出生的小家碧玉。没经过科举当上小官，娶上这样的老婆，算是高俅幸运了，所以他很得意，时不时要拿出来炫耀一下，上班时间正是最好的炫耀时机。

    等俩人走进衙门口时，这里早早围了一堆人。赵兴许久没上任，使得杭州城积累下不少官司。

    宋代法律有诉讼时效，所以衙役们也发明了一种对策：看着案子不好审则不接受诉状，或者将诉状放在押司手里，等押司调查了八九不离十，再向上正式递交。如此一来，押司就成了诉讼的关键人物，比如宋江就是这么一个通过包揽诉讼，建立自己的黑社会的小贪官——哦，主流宣传其为“好汉”。

    现在，杭州衙门这个角色由高俅承担。

    宋代官府接受诉讼状，没有收取登记费、手续费、工本费，等等费用，但接受案子，他们按例都有一份红包。然而，宋代的衙役倒没有明清时代的恶形恶状，后者没有钱是坚决不接诉状的。高俅虽然收红包收到手软，但也有不收红包接案的例子，因为宋朝的官职设置“叠屋加床”。这意味着监察官员特别多。

    杭州通判衙门有好几个押司，还有一名专管刑狱的法曹，叫毛滂。但赵兴强势上任后，很多押司都自觉的辞职，以便腾出位子让他安置自己人，这是官场惯例，一般称之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过，原先跟赵兴关系好的押司也留下来，使得衙门事物不至于出现断层。那些去职的，一部分随揭枢转去新任，一部分则谋取新官——以前，他们跟新科进士拉关系，就是为此铺路的。这些人走后，剩下的空白则由赵兴的族人添补。

    现在，赵兴族人处理衙门事物还很生涩，多数是唯高俅马首是瞻，因为这个缘故，高俅接受的诉状特别多。然而高俅也是个伶俐的人，他住在赵兴家中，自觉地收太多的钱不妥，所以收的红包一半拿出来给衙役分享，这倒让他在衙役中获得了不错的人缘。

    整个一上午，高俅领着程氏族人都在忙碌，偶尔，有好审的案子他会写上判词转给赵兴，赵兴在衙内二话不说盖上大印——这案子就算了结了。而稍稍复杂点的案子，高俅会调派衙役前去调查——那些所谓的“特别复杂”的案子有多复杂？最多价值二十贯。

    下午时分，秦观晃晃悠悠的来上班了，他开口先替苏轼请假：“离人，参寥子来了，老师要陪他，今天不来衙门，有什么事你看着办。”

    赵兴翻了个白眼——他苏轼什么时候好好上过班。

    嗯，苏轼这人在杭州的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不携名妓携名僧。虽然他也做过很多事，都是些为民办事的实事，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在携带名妓名僧游玩的过程中，玩着玩着，把事情筹划好了，让手下去办。

    这也说明苏轼是个极不专心的人，玩的时候都不专心致志。而大宋朝其他的官员可不像苏轼，他们玩的时候专心玩，处理公务的时候也专心玩。所以他们只玩，“不为俗务操心”。

    苏轼如此，可苦了赵兴这群下面人……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秦观，这家伙最多只能算半个人，除了偶尔帮苏轼誊录一下文件，其他时间都找不见影子——嗯，在勾栏瓦舍里一定能找见他。

    秦观招呼一声，又晃晃悠悠走了。不一会，午时已过，赵兴开堂正式审理案件，押司们已经将各自负责案件原告被告召集全，证人也齐备了，对于那些几贯钱的纠纷，赵兴处理的很快，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罚款的罚款，掏不出钱来，就让他做劳役。

    苏轼是个赞同免役法的人，他到杭州，已经将差役法悄悄修改成免役法的变种：那些犯小错的人用劳役代替罚款，而大户人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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