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然而，小皇帝听的入神，李师师装聋作哑，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于是，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他一个当朝太尉，在此时此地，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是多么不合时宜。

    满肚子不合时宜，这是王朝云对苏轼地评价。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也符合这句评价。如今，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

    小皇帝是出来泡妞的，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别人评价王安石的新法，可能有所偏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地公正态度。

    “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他对这个时代地了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地时代弊病，无可回避，无可否认”，赵兴最后评价说：“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苏三丈说的不错，他跟王莽一样，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然而，当时的人对于变法的辩论结果，却证明变法的必须。这说明，王荆公在提出变法的理由之时，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以至于连司马君实（司马光）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

    然而，王荆公上台以来，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排除异己，树立同党，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

    方今天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时代’，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还停留在农奴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遵守契约地律法，或者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

    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当今陛下若想超越两位先皇，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过于急切，矫枉过正，反而不妥，我刚才说过。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寻求公正，寻求契约精神，寻求诚信，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只需要给今后的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

    说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整个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脚下，那片广阔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与此同时，我大宋已经沐浴在商业文明之下百余年，大宋地百姓，大宋的子民、官绅已经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开始自觉自愿的寻求公正。而民众自发的力量，比十所太学更能激励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面前，我们无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给百姓指明方向，让他们在前进中不至于迷路，如此简单，已经足够了。做到这一切，就可以超越两位先皇，甚至超越三皇五帝，永远被我华夏子民铭刻在心里——此诚为万世未有之基业，是建立于我们民族心中的丰碑。

    很小地付出。很小的努力。只要让大宋这条航船不至于偏离方向，让它依照列祖列宗留下的教导继续航行。我们就可以完成前所未有的辉煌。想一想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法呼吸，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是这个时代地参与者，是推动这个时代的人，这份荣誉，舍我其遂，舍今上，有谁还有这个资格？”

    赵兴的话，就像一副徐徐展开的画面，那画面里不光有大宋，还有世界；不光有现在，还有永远。在座地几个人都被赵兴的话引得两眼发亮。宋徽宗赵佶轻声嘟囔：“舍我其遂，舍我其遂，丰碑！千古未曾有的丰碑！”

    赵兴耐心的等待宋徽宗从激动中平复下来，但平静下来的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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