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更把随侯之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上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

    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的鼻烟壶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质密不漏气、不会受潮，又透明，从外面就可以鉴别鼻烟的成色，所以在中国“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烟壶当时名为料烟壶，它是清代鼻烟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玻璃艺术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质，把国画的创作借用于鼻烟壶这块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话。

    明初始起灶的山东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相传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这条街的城门上就刻着“珍珠玛瑙翠，琥珀玻璃街”10个大字。该地生产的料烟壶，曾在欧洲名噪一时。

    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196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璃，而琉璃在中国明清时期所指并不是玻璃。

    玻璃最让人陶醉的一点在于它的制作结果完全难以预料。经常会失败，但也有的时候，它会变成超越预期的一个惊喜。

    在杨的推动下，10年之后，一如《药师琉璃光本愿经》中所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在中国成了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和一种境界的象征。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