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虞舜帝说过“书用识哉”（结合原文大意：书写记录是为了阅读，以便从中知道是非对错啊。）所以古代书写记录者，通常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另外，在远古时代，只有富有教化意义的圣贤言辞才会记录下来。西汉杨雄说过：“语言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而记录是描绘内心的画面。通过声音而建构的画面，君子或小人的区别，即刻显现出来了。”由此而言，书就舒的意思，即把言论展开，并记载于简牍之上。在《周易系辞下》中，是将由结绳到契书再到文字的演进过程，视为符合“天泽夬”卦的象数变化规律。因为书写记录的本质，不仅是受益于当时的言行举止，而且还能帮助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c选择和决断。

    夏商周三代，当时帝王圣贤于政治闲暇中的言谈记录，现今已经十分罕见了。春秋时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自王朝到诸侯，仅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书简往来，频繁的恰似车水马龙。如果举例这一时期圣贤交往的言语记载，一个是秦国大夫绕朝赠别晋国名人士会（约公元前660一583年又名范武子随武子等春秋时晋国大夫）时的警言；再一个是郑国大夫子家给晋国大夫赵盾表明国家处境的信函；另外一个是逃亡晋国的楚公子屈巫威慑楚国仇敌公子子反的书简；还有一个就是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权贵士匄（系士会之孙食邑于范谥宣子又称范宣子）不该征收邻邦繁重的贡品。记录这四个故事的闻言书函，恰似面对面交谈，都令人记忆深刻啊。再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滕成公去世时，鲁国派子叔敬叔吊唁，而作为他副手的子服惠伯，在路上说的话也记入了史册。由此可见，当时书录记载，已经司空见惯了。进入战国时代，仅是七国冠名“献书”者，像《战国策》上记载的苏代《自齐献书燕王》c乐毅《献书报燕王》c鲁仲连《遗燕将书》c张仪《献书韩王》等，穿梭往来如同车轮飞旋，真的令人眼花缭乱啊。

    汉代之后，在文人雅士之间，笔信书札往来习以为常。其中的措辞寓意，更是精彩纷呈。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c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c杨恽的《报会宗书》c扬雄的《答刘歆书》等，一个个志气轩昂而珠光溢彩，一篇篇运筹尺素且碧血丹心。步入东汉，单论书记文本，首屈一指的当属崔瑗。汉末三国时节，阮瑀的信札，被曹丕称为“书记翩翩”；当时孔融的遗作，即使仅剩半片简牍，曹丕也曾高价收购；而像应璩热衷时事，虽然也有随时随地的书记，但文笔内容欠佳。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志气凌云而才气伟岸的惊世之作啊。西晋赵至（约公元249一289字景真后改名浚字允元代郡人寓居洛阳魏晋时文学家）的《与嵇茂齐书》，则是年轻气盛者慷慨激昂作品而已。除外上面流传广泛的书记体例，再有西汉陈遵（字孟公杜陵封嘉威侯）口述的信函百封，其中措辞有条不紊；汉末祢衡替代黄祖写信，不仅宽严适度，而且合乎言者心意。他们两位算是书写信函的怪才偏才吧。

    纵览书记文体，根本在于畅所欲言。这种文体的语言表达，旨在散发心中的郁结激愤，假借文采气势，进而喷涌倾诉。所以说，凡书记体例，不避讳颐指使气，而贵在刚柔兼济，于言语雅致的一气呵成中间，包含着类似宴席上的献辞答谢一样的情感心声。至于书记之中，涉及老幼尊卑等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礼节性的措辞习语。其实，战国以前，君臣之间的信札来往，统称为“书”。秦汉之后，因为礼仪明确谨严，于宫廷内，凡自下而上的文本称作表奏，但在诸侯国中，依然笼统叫奏书。例如胶州王的相国张敞《奏书谏胶东王太后数游猎》，正因为仗义执言，从而赢得了普遍好评。

    东汉之后，书记名称按等级有所区别。三公上书称“奏记”，郡守上书称“奏笺”。单言“记”，其本意是“志”，是指阐述个人志向；而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