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章的体裁格式，在事后总结写作经验中，不难从中找出一定的规矩方圆。然而，单说文章的格式内容，多数人在书写时，经常都是恍惚不定，甚至下笔后还变化无穷。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问题呢？追溯诗歌c骚赋c文书c记录等文章体例格式的递进演化过程，不难发现，他们从名称c用途和义理上，都是因循渐进而逐步完善，并且相辅相成。这也就是文章的所谓体裁，或讲体例格式，之所以一定确立下来，尽管有相对局限性，但却又固定不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吧。至于文章内容中的具体言辞语句，则是随时间愈久，其变化积累也愈多，这如同数理中的数目字增减一样，必将无极限扩张这就是《周易系辞下》中所谓“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在文章写作上，像作品分类名称及其应该对应包含的义理内容，必然有其恒定不变的常态。这也就是文化延续，或讲艺术传承中，所谓文章体裁与其形式内容的决定性问题。至于文学作品中所谓无限变化的东西，这就如同数字的叠加一样，新的数字必定是一个全新的影像吧。由此推论，人类文学艺术，在过去c现在和未来，始终都是一条勇往直前的康庄大道，也必定会是源头不会枯竭的汹涌川流。所以，在时空的某一时段内，类似因绳子短而喝不到井水，亦如旅途疲惫而落伍的作家或作品，他们一定都不会是因为文辞义理的枯竭单调，从而生存不下去，或者根本消亡。究其其中之所以短命或灭绝的一些作品的根本原因，必定是在传承与发展的“数c理c化”问题上，还没有真正弄懂c弄通c弄准罢了。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恰似自然界丰富多彩的花草树木，即便就是同一类别和品种，甚至扎根在同样肥沃的土壤上面，也都会因为接受阳光的多少，或者因为其周边其它因素，导致枝叶枯荣与花香浓淡的各不相同啊。

    追溯以往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歌咏吟言，凡情志与文体相互延续的规范化样式，也就是所谓“通变”的过程和模样，足可谓一目了然。例如：黄帝时期传唱的《弹歌》，文义与音韵最为简洁明了；唐尧时的《在昔歌》（亡轶），与黄帝时的比较，在内容字数都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较唐尧时，行文色彩更加丰富；夏代的《五子之歌》，内容形式已经非常丰富多彩了；到了商周时期，文章篇籍堪称富丽堂皇，尤其在表达情感志向和记录时间事件方面，他们之间的规格样式，其实基本一致。春秋楚国的骚体属于姬周诗歌的升华，汉代赋颂追随的是楚国骚体影子，曹魏的策论推崇汉代儒雅风气，晋代辞章偏重的是曹魏文采华丽。总体来看，黄帝以及唐尧时期的文章简练而厚重，虞舜和夏禹阶段的朴素而鲜明，商周时期的富丽而雅致，楚国和汉代的奢靡而艳丽，魏晋两代的流于浅薄和靡丽，刘宋初期的追求怪诞和猎奇。从文字内容上，他们显然是由质朴简练走向了怪诞猎奇。这又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人们一般习惯于竞相模仿眼前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疏远了古代经典，从而导致了文化风气的逐渐衰落和气力不足。现如今，一些有艺术才华并追求新颖的人们，尽管还在刻苦学习书写文章或文学创作，但他们不是努力去钻研汉代典籍，反而痴迷于研习刘宋的名家文章。并且在他们之中，即便仍有学习古典作品的人们，但他们内心中还是特别看重新近的一些所谓惊世杰作，反而轻视或忽视古代的经书典籍。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青颜色出自蓝草，而红颜色出自茜草，但青红两种颜色一旦形成之后，都不再可能回到原来的自然色调了。东汉初年，桓谭（公元前40年前后一公元32年前后字君山沛国相人历事西汉王莽东汉三朝官至议郎给事中郡丞）曾经说过：“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c扬言辞，常辄有得。”（大意：我看近来的作品，尽管有的很美丽但没有可取之处，反而读刘向c杨雄的文章，总是收获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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