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动！”

    魏了翁吓了一跳，皇帝这么公然的指摘朝中企图夺权的势力，这可并不多见。

    皇帝恨恨的从手边的案几上拿起一封奏折，叫黄门递给魏了翁看。

    这是一份朝中相当有分量的人物呈递的奏折，奏折中写明前任京湖制置大使史嵩之久在京湖，谙熟边事，又长期担任京湖各大将的上司。国家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可以破格将史嵩之选入政事堂，作为皇帝处理边事的辅助。

    魏了翁心头也是一股无名怒火烧了起来。敌人都已经到了家门口，这些人纠结的依然是党同伐异这一套，说轻了是以私废公，说重了和当年秦桧逢迎高宗意思废除四大将兵权又有何区别？

    皇帝的口音中略带着愤怒：“这些四明人被郑清之赶出了朝廷，于是处处与郑卿家做对。搞的上下只知道互相推诿塞责，根本不问国事轻重！朕就偏偏不遂他们的意思！他们以为在宰相位置上逐走了郑卿家，必然就是史嵩之当政了？朕就偏偏提拔一个乔行简给他们看看！没有了郑清之，朕依旧不需要四明人来辅佐！”

    在朝堂上，“四明人”是一个犯忌讳的词。原本朝堂上有一些出身四明的官员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南渡到今日，整个明州辖下有超过九百名读书人在科场的搏杀中胜出。当有几个幸运的四明人成为朝堂的骨干，本是一件值得明州人骄傲的事情。

    但自从史弥远专擅国政之后，一切都变了味道。史弥远以血腥的政变登上宰执之位，原本政治根基并不牢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遗余力的提拔擢升自己的同乡，企图通过乡党情谊结成自己的政治集团，其种种急迫的手段，让皇帝都觉得难以忍受。但不能否认史相公的政策是有效果的，自从朝廷内外布满了明州的同乡之后，史弥远执行自己的政策就如臂指使，再也感觉不到阻碍了。

    只是乡野间也多了许多闲话，“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已经不止是街头巷尾的流言，就连九重禁宫中的官家也晓得了。明州人独掌权柄二十多年，背后不知道背负了多少嫉恨和仇视。以至于史弥远病故之后，政事堂改组之后，宰辅级别上竟然没有再出现一名四明人的身影。

    虽然如此，但明州出身的官员们在二十多年的培养下，羽翼已然丰满，想让他们乖乖的让出政事堂的宝座，绝不是端平天子想的这么简单。

    政令的传达、地方上的回报、朝堂人事关系的调整，皇帝亲政之后，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感受到朝廷内一股独特势力的存在。这是一些绝不甘心被赶下权力王座的野心家。而他们活动的能量之大，几乎要阻碍到国政的运行。

    谁又能知道四明人出身的史弥远族侄、京湖安抚置制大使史嵩之在端平入洛一役中对入洛大军既不救援，又不运送粮草补给的行为是否是故意以为之，好使得战役失败，让郑清之背负起责任下台呢？要知道入洛行动的失败，一半是缘由蒙古人反应的迅速和宋军在侦察方面的无能。一半也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以至于前线部队断粮数日。

    每当想起这段公案，怎能不让皇帝在心底里想要彻底将四明人赶出政事堂？

    魏了翁的考虑则比天子要多得多。四明出身的官员已经形成了官场上一股深固不拔的势力，想要将他们从大宋的官僚体系里仓促剥离开来，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四明的官员们，更有可能是大宋自身。

    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懂得如何退让和妥协，而不仅仅只是一味的反对和坚持。既然四明人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态中的一部分，就应该鼓励他们发扬对国家有利的一面，而去遏制他们破坏国家政治的种种恶行。

    “现在想要急促的扫除四明人在朝堂上的影响，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祸端。”魏了翁对皇帝的禀奏充满了恳切：“陛下想要澄清朝政的心情，臣可以理解。但想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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