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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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董卓，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都与游侠颇有关联，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侠

    曹魏继承汉统，雄踞中原，历代多有侠风，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是而侠风甚重。

    曹魏集团内著名“侠士”列举如下：

    江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谯国许褚，“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4（《三国志·魏志·许褚传》）。

    陈留典韦，“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

    沛国史涣，“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太祖从弟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三国志·魏志·曹仁传》）。

    而在天下初定之后，又有谯郡嵇康，“尚奇任侠”5（《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琅邪诸葛诞“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侠”的踪迹，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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