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lún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dú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德国袭击比利时后，英国议会和社会舆论起先意见非常一致，根据协约国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发生战争时，各国必须互相支持。在这以前，内阁中从未有过多数票主张战争的。但现在，和平主义者的声音小了。“我们必须战斗，荣誉要求我们战斗”。战斗是光荣的。许多人觉得，拯救和英国结盟的法国人、拯救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是啊，把整个欧洲大陆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一旦德国胜利了，那么隔岸的美好土地也要受害，在德国占领者的威胁下，不列颠群岛也不再安全了。但普鲁士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意图。

    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将这一义务甚至提到“公道的典范”这一高度，因为看着一个血腥巨魔在鞭挞和践踏一个并没有惹他的受害者而袖手旁观，对有着我们这样血统的人和有着我们这样历史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再说，就像报纸的社论里所说的，如果德国人已经不再把自由、人权、民主和自主放在眼里，那我们更应该去维护这些基本原则。

    可是在英国殖民地，就根本谈不上自主，谁若还要坚持，就会被殖民统治者谴责为叛乱者；还有，在当时的英国雇佣军队中，人权只适用于军官。而这些军官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奴隶，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上让他们去送死，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这些现象当然也受到了谴责和抑制。

    拥有雇佣军的唯一大国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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