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李裕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和无聊，开始撅嘴发出怪声。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是两年后的我，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惜当年我年轻甚至年幼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二话没废，把手里的调研报告丢过去砸他脸上了。

    然后我说了很多批评这个顾问公司团队的话，正好老板过来想旁听报告会，进门就听见我对调研团队的质疑，听了之后大为赞赏，大大地夸了我一番。因为我们这边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当初说好的68万费用最少可以打个7折。

    不用说，李裕作为这件事的起因，被我用东西砸了不说，还扣了一个月工资和项目分红，之后见我眼睛红红的。

    我刚开始觉得挺痛快，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被人这么记恨不太好。抽时间找公司里几个姑娘和我那朋友一起请李裕和他们的头喝了一次酒，有姑娘们相邀，两个糙老爷们自然不能拒绝。酒桌是北方人无往不利的战场，两个华南地区的强者就这么被撂倒了，大家也都说了很多听起来很掏心窝子的话，成了好朋友。李裕本来对我这一手先巴掌后甜枣没什么反应，他们经理给他上了一课，说周行文这一下砸得好，砸得你以后少得意忘形，人生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知道，大话说多了往往连自己都容易相信，更何况是旁人？经过项目经理的一番教诲，李裕还真就认为自己如果不是提前碰到我这么直率的人说不定以后会误了更大的事。要知道我们这一单生意也才几十万而已，而李裕所在的公司通常做的项目都超过百万。

    2000年5月，公司中韩双方不知道怎么就吵起来了，韩国老板认为中方投资人背景不清，贷款的1000万也很有问题，决定撤资。跟我们合作了几个月的李裕他们也将回到深圳，临走之前，李裕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如果有不顺心的就去南方找他。

    公司散伙，团队解散，拿到一笔遣散费的我在北关呆了半个月，受不了几个亲戚没日没夜的烦，给李裕打了个电话，就去了广州。

    我先在广州呆了两个月，跟一个原来网上认识的朋友做一点文化生意，后来才做得心里稍微有一点底了，才辗转到深圳。

    在深圳，在一次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聚会的巧合下，我认识了艾琳，开始了我们两年多的交往。

    那一年，我才18岁，艾琳和我同年，也是18岁。

    艾琳这个名字是带起记忆之链的把手，我很不愿意回忆。所以当我的心中刚刚浮现出这一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张小桐打电话。只有她，才可以让我暂时什么都不想。

    电话通过酒店总台转到远在美国的张小桐的手机上，不到两秒钟即被接听。

    “喂？小桐吗？”我声音嘶哑，寻求那一点让人温暖的声音。

    “是我，行文你怎么了？”

    我趴在床上，头完全埋在枕头上：“没什么，有点累，很想你，我想下个月过你那边去看看，不知道你欢迎不欢迎？”

    “当然欢迎，”张小桐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地温柔，略带一些惊喜，“你要过来？”

    “5月16号e3开幕，我想去看看，第二届e3，我们好歹重视一下嘛。”我把头抬出枕头，“小桐，现在还会睡不着吗？”

    “偶尔。”张小桐说敏感得一塌糊涂，“行文，你不开心？到底怎么了？”

    我翻了个身，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郁闷：“没什么，跟蔡姐一路来深圳，有点累了。其实就是想你，真想早点过去看看你。”

    “傻小子，国内那么多大事等着你处理呢。”张小桐对这电话轻轻吹气，吹得我心里因为某认生起的波澜渐渐平复，“既然你把我扔在美国了，我也要做一些成绩是不是？”

    我听得心里一阵羞愧，一阵感动：“别累着自己，手上这些东西跟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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