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后，直到三月中旬才接到中央通知说，省一级的夺权，“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

    1968年3月16日，我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3月30日21时许，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主要是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带着不满的情绪，发牢骚地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chā手，别人也不让我chā手。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我和华国锋等作了些汇报。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xìng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

    江青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江青真的悻悻地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还说，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员）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我接着说，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总理也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本来是周总理主持会议，但江青却没有把总理放在眼里。周总理没有理睬江青的牢骚话，他耐心地对我们说，“报告”的语言要朴素、准确。

    接见一直到31日零点3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三○”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同志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显然是在江青的干扰下，并按其讲话内容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印发了经毛主席审阅和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60人左右的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6名，军队代表9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0名。由我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杨大易（省军区政委）、刘顺文（解放军政干校校长）、胡勇（长沙“工联负责人”）、叶卫东（“湘江风雷”负责人）任副主任。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会长沙，隆重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我和龙书金、华国锋、杨大易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yóu xing。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热烈欢呼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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