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

    在抓工业建设中，总的说还是顺利的。但也发生了两起与我有关的小风波。

    一是在枝柳铁路的选线问题上。1970年1月，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将湖南段提出两个方案来征求湖南省的意见。方案提出：一是经常德、沅陵往柳州；二是经石门、大庸、吉首至柳州。铁道部倾向于第一方案。

    因为比较起来，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工程量小些，可节约资金。但我当时从有利于湘西经济开发的角度考虑，极力主张采用第二方案。我说：从长远看，制约社会主义建设，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区主要在农村，特别是山区。而湘西地理条件差，水陆jiāo通比较落后，现在有个修铁路的机会，就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他们。至于要多花钱，这要从国家、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看合算不合算。华国锋等同志也极力支持我的意见。但铁道部仍从节约资金考虑，决定按第一方案上马。湖南省接到通知后，我和华国锋等人仍坚持第二方案。后经反复协商争取，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问题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上下努力，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实现了基本自给，而一向缺煤的广东却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广州军区某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湖南省靠近广东边界处的一部分煤矿jiāo给广东经营。我当时感到这个指示不好执行，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跨省调矿的大问题。于是我将这个问题告诉在省煤炭系统支左的军后勤部处长武学秀，让他和地方有关的负责人很好研究一下，结果都不同意。省革委会常委经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将这个问题和意见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由于我对某领导的这个指示没有执行，他便认为我有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对我进行批评。有时甚至借批评武学秀来不点名地批评我，当时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战备工作方面。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之后，随着苏军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8日向全国军民发出命令，要求“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贯彻中央命令时，决定以“命令”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团结，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10月18日，四十七军接到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为防止苏联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样，湖南全省的战备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于是，省革命委员会在不断深入进行战备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在全省各地发动和组织了一个军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民兵队伍建设。通过战备，各市、县很快组建了58个民兵独立团、上千个民兵营、连，共有基干民兵23.7万余人；成立了省战备办公室，以加强对全省战备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并大抓了大小“三线”建设等。

    正当全省军民战备工作日益紧张之时，第四十七军接到máo zé dōng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四十七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军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学习，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落实战备，搞好调防准备。根据军委命令精神，军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立即调整了部署。逐步将第一三九师、一四○师、一四一师部队都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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