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是个一般问题，没有什么；二是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南那几个省表现是比较好的，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跟林彪、黄永胜搞到一起；三是说我不认为在政治上影响你候选人资格。以上就是党委第一书记谷牧同志和我谈话的有关内容。我要再一次说明，我之所以要保留自己意见，并不是争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因为这是个组织原则和政策问题。我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党委副书记，在这样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不拿出充分的理由，就轻率地撤销我代表候选人资格，这就必然会使到会同志产生误解，以为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中央作了什么结论。这样使我今后怎么能在这里工作呢？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向主席团说明情况，请主席团同志考虑。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办法整我？我的发言完了。

    其实，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凭实据，完全是由于个人的意气用事，再加上受某些人的暗中挑拨离间所致。关于歌颂华国锋的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表态时都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应该客观看待。此事先后反映到谷牧、王震、叶剑英同志那里，他们也都谈了自己的意见或作了指示。谷牧同志亲自同我谈过：“七六年中央粉碎‘四人帮’是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广大群众和干部都兴高采烈。当时华国锋同志在叶副主席、李副主席等支持下，粉碎‘四人帮’是有功的。但华国锋同志把一切都归于自己，是不对的。当时对华国锋同志讲几句好话，那没什么了不起，坦然置之，我也支持过，我也讲了；叶帅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你写这篇文章，有些过分之词，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一般问题。当不当代表要正确对待。他们要你辞去，是没有道理的……那篇文章是否影响你当代表，要由总政决定。我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同你没有什么关系。”

    王震同志在有关材料上批示：“九旅（指三五九旅）知识分子干部现在很少了，黎原同志是比较好的一个干部。关于华国锋同志，说一些过头话，大家都有过，还是应该选一届中委。我同意谷牧同志的意见。”

    叶剑英同志在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总政韦国清主任的批示中曾写道：“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同意王震同志、谷牧同志的意见。”

    此外，指责我拉帮结派、自我吹捧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调到基建工程兵时，兵部机关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部门都缺管理人员。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上级选派，二是兵种领导推荐选调。我当时曾推荐过两个人，并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哪里有什么拉帮结派的问题。关于下部队宣传报道一事，是指我到四十四支队整顿时，基层的一个干事写了一篇报道，说我到基层后不搞特殊化。此事，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以后看到样稿，反映的也都是实际情况，根本不存在指使他人吹捧我的问题。

    尽管对我的指责都是无稽之谈，更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在下边搞小动作，开会时不通知我，选举时不让我参加，执意要把我的候选人资格取销。但是在会上还是有人仗义执言，jiāo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就在会上挺身而出，质问为什么不选黎原当党代表，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最终在他们的排挤下，我被无理取销了代表资格，不过能听到上级老领导的批示和评价，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1982年，中央酝酿百万大裁军，准备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应该承认，成立基建工程兵，在“文革”时期“三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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