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要求撤销我十二大党代表资格，是毫无理由的。同时这段文字也可以作为我“文革”经历的一段补充，作为附录摘抄如下：关于“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问题。

    为了让常委在审查我候选人资格问题时做出应有的判断，我想有必要把我担任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关情况作个汇报。

    （一）“九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和四十七军部队是1967年7月开始参加湖南“支左”的。在中央召集湖南两派谈判中，中央作了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八十”决定）。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任组长，华国锋任副组长。当时湖南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经常发生武斗，局势很乱，需要花大力气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黄永胜一伙要chā手“文化大革命”，夺取湖南的领导权。而他们这一套是和当时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对抗的。这样就出现了一场对湖南领导权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对于我个人来说，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按周总理指示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办，或者是按林彪那一套去办。我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中央授权周总理处理的。

    因此，只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去办。所以，我就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而每次都能得到周总理及时的指示。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林彪一伙控制湖南的障碍。例如广州军区某些领导为了控制湖南的领导权，在成立省革委会安排领导班子时，他们就提出一系列的名单要安chā进去。我没有同意，并向周总理报告了。结果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名单，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又如，他们要在湖南衡山给林彪建立豪华的行宫，要把原有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并且这些建设费用还要湖南出。此事，我及时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没有同意。广东为了扭转北煤南运，他们竟想以广州军区的名义，命令我把湖南南部边界的煤矿划给广东，这个我们也没有同意，并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如此等等。这仅仅是几个例子，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总之，对于林彪一伙这种企图控制湖南的一套，我根据湖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这就触怒了他们。他们已下决心把四十七军在湖南搞臭，把我搞掉。为此，他们搞了一系列的yīn谋活动。首先是大造舆论，说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四十七军部队很糟”，“是土匪部队”（意思是指四十七军的老底子是三五九旅，是贺龙的部队），“反广州”，“不听话”，甚至造谣说“四十七军要夺广州军区所属三个省的权”（当时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在广西支左，一二七师在广东支左，一四○师在湖南支左）。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这个舆论，把四十七军搞得抬不起头来。

    另一方面在军内就派人改组四十七军，从广州军区派来了政委、副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接着把原来的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送进了学习班审查；四个师的师长、政委大部分送进学习班，不进学习班也靠边站了。全军420个干部办学习班专案审查，其中团以上干部67人，整死了一四○师主任海空同志，搞残废了好几名。为了压我屈服，明里指责我有错误，要我在军党委会上、军区党代会上作检讨，暗地里派人四处调查整理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打成历史特务、“五一六”分子。据了解情况的同志事后揭发，他们派人跑了十几个省，找了几十个人调查。为了把我搞成历史特务，他们甚至对调查对象搞刑讯逼供。为了整我，他们还先后两次向中央发电报，诬陷我有历史问题和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撤掉我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样就使四十七军和我在湖南工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可是因为党中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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