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赫尔辛基政府打了个电话，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并非如此，至少芬兰人这样说。但是我很难说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使他们相信参与采访的并非全国广播公司一家，还包括我们公司。而且，我还必须依赖他们转播所有从芬兰发出的信号。昨天整个下午都在寻找一家转播电台。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既不会向我提供转播电台，也不会提供用于转播的电话线路。他们接到不要冒犯俄国人的命令。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试图使荷兰人借给我一个转播电台，但是他们太害怕违犯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最后爱德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橄榄球”电台，再通过短波发shè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shè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shè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shè台的信号，但是由于lún敦的接收设备xìng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zhà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哈拉尔德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lún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舍伍德(Inspire Robert She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 shall Be No Night)。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看看这个，”他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道，并决定维护这篇播音稿，虽然这篇稿子在讥讽嘲弄纳粹方面确实有些过火。

    “噢，它非常精彩！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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