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合订本第934页。]o”中国人民独立的英勇反抗斗争，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对苏联作战年度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在远东地区加强战备，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沉重打击，日军到1935年伤亡总数累计达16万9千余人[注：井上靖：《昭和五十年～日本新书8》，第81～82页，1976年东京版。]，因而不敢再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到进展[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jiāo史》下册601页。]。”

    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形成军事同盟。1940年9月，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国、意大利在西方“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日本在东方“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他们合伙制订了一个从中国北面经过西伯利亚，从中国南面经过印度洋，把欧洲战场同亚洲战场直接联系起来的战略企图，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军事行动，来达到它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早在苏德战争bào发前夕，希特勒就对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大将说：“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军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注：《历史与人物》1978年第8期第43～44页，日本中央公论处出版。]。”苏德战争bào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又电示驻日大使奥托：“用你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6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在德国的怂恿下，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6月下旬的日军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当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实施“北进”计划做准备。然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左火右田）俊六极力反对，告诫日军大本营不要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4页。]”。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苏联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尽管日本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力不从心，未能如愿。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只有“德苏战争演变为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注：同上，第155～156页。]。”máo zé dōng曾指出：“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注：máo zé dōng：《论持久战》，毛选合订本第477页。]。”客观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使苏联摆脱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从容地把东部地区作为巩固的后方，全力投入苏德战场。可以说，日本放弃“北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使其yù罢不能。

    苏德战争bào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适应新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帝国将坚持‘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继续向南方的扩展[注：《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第253页。]。”这次会议最后放弃了“北进”计划，而确定了南进战略。早在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就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南进”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攫取美、法、荷在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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